第五十一章 奉恩基金

文祥离开毅勇忠诚贝子府的时候，已是深夜了。

        天上飘起了雪花，他坐在轿子里，却血脉贲张，浑身燥热。

        激动、兴奋、迷茫、恐惧，几种情愫混杂在一起，他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

        关卓凡开出来的“盘口”，实实在在地把文祥惊到了：他真的要改革八旗。

        关卓凡说道：“背着这个包袱，中国永远也走不快，人家走两步，咱们走一步——人家本来就远远儿地走在咱们前面，这可怎么追？只有人家走两步，咱们走三步、四步，才有可能追得上去！”

        “怎么才能走得快？这个和行军打仗一样，‘轻装上阵’！”

        “这个道理，回匪都懂。凤翔一役，回匪抛弃老弱辎重，轻骑急窜，如果我不是早已派了一支兵在回匪西逃的路上等着了，还真就给他们逃进了甘肃！”

        “狠不下这个心，就只有到时候一块儿同归于尽了！”

        关卓凡目光炯炯地说道：“你文博川自然想着，‘这是粉身碎骨的事情’——不错，关某就是报定‘粉身碎骨’这四个字来做这件事情的。做不成，这个大清朝反正是要‘粉身碎骨’的，关逸轩不过先走一步而已！”

        关卓凡锐利的目光锥子一般钉在文祥脸上，说道：“文博川，你怎么想啊？”

        自己是怎么想来着？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热血上涌。撩袍子跪下，大声说道：“文祥愿追随贝子。粉身碎骨，在所不计！”

        自己许是真的昏了头？

        关卓凡的“改革”，不是肃顺那种“扣减钱粮”的小打小闹，而是要引诱、逼迫旗民，将国家将养他们的这一份钱粮，永远放弃，只保留一个名义上的旗籍。

        朝廷给的条件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一次性给予一笔类似于“遣散费”的款子。数目相当于一个旗兵五年的俸银，也即这家旗户未来五年的总收入。这笔钱，大致是三百两银子。

        一个是，解除实施了两百多年的对于旗人的从业限制，允许旗户“自谋出路”。同时，“协助生业”，就是给予“就业指导和帮助”。

        这个“协助生业”。包括一段时间，大约三至五年内，免缴、少缴各种赋税；国家给予小额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无偿提供种子、农具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开发东三省”。

        关卓凡说道：“东北是我朝龙兴之地，进关以后，顺治朝以降。都把东北当做咱们旗人的‘后方基地’。既然是‘基地’，就得用心经营；现在这个样子，千里沃野，就这么白白的荒着，算怎么回事？说句难听点的话。万一哪天咱们在中原立不住脚，退回关外。一大家子，一块儿喝西北风吗？”

        清朝对东北的政策，是把东北视作自己的“禁脔”，不许汉人染指。可旗人大多进了关，那么一点子人口，向全国一撒，胡椒面一般，哪里显得出来？更加没有多余的人力开发关外了。

        这个政策，早些年还不觉得什么，到了清朝的后期，愈来愈莫名其妙，很多人包括旗人都觉得不对劲。可一来这是“祖制”，轻易动不得；二来旗人自己没这个人手，如果要开发东北，就得允许汉人出关，所以十分纠结。

        现在如果像关卓凡说的那样改革八旗，就会有相当的人手腾出来，正好赶到东北去开荒。

        关卓凡说道：“博川，你想想，一个东北，认认真真地开发起来，能有多少生发？我估摸着，顶的上小半个中国！”

        听着十分美妙，可前提是“改革八旗”。

        文祥虽然已经表示“愿追随贝子”、“粉身碎骨，在所不计”，但还是觉得，如果真干，恐怕真的就是“粉身碎骨”了。念及于此，他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关卓凡知道他为什么叹气，狡黠地一笑：“博川，你放心，这件事情，咱们一定做得成。我和你，都不会那么容易‘粉身碎骨’的。”

        文祥精神一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然妙之极矣，可关贝子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呢？

        关卓凡的“改革八旗”，其实是对旗人的广大下层开刀，并不直接触动旗人上层的利益。普通旗民既不掌握政权，也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得通过本旗的上层，才能传达出来，形成舆论，影响施政。

        如果旗人的上层——主要就是宗室，不肯出声的话，普通旗民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关卓凡宰割了。如果是汉人，还得担心他们会不会造反；旗人，连这个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那么，怎么才能保证宗室们少说两句呢？

        当然不能靠吓。关卓凡还没那么大的势力。即便有了，人家嘴上不说，脚底下使绊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招，多了去了。

        要想法子，叫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至少，反对得不是那么坚决。

        听起来天方夜谭，可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一个字，“买”。

        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新政动旧政的奶酪，然后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的反抗，于是改革半路夭折。在农业社会，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因为生产力有限，奶酪就那么大，我多了，你就少了。不你死我活，分不清爽。

        进入工业社会，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

        工业化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的增加，从缓慢的代数级数，变成快速的几何级数。社会财富的获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由甲转到乙的过程。

        就是说，社会财富增加的方式和速度，使新、旧两个阶层，第一次有了共同获益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关卓凡有了向旧的统治阶层“赎买”支持的可能性。

        至少，短时间内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把这种可能性“变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

        关卓凡打算筹建一个叫做“奉恩基金”的东西，专门对在京的有爵位的宗室发放“恩俸”，以及为生活困难的闲散宗室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

        “奉恩基金”的资金来源，在名义上，明确定为：从各地开办的新式工矿企业的盈利中，按比例抽取。

        清朝的宗室到了这个时候，生息繁衍，总人数得以万计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盛京，主要是远支宗室——这部分关卓凡是不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实际上是被皇室“监视居住”的对象，没有什么话语权。

        关卓凡要对付的，主要是居住在北京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宗室，又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有爵位，大部分是所谓“闲散宗室”。

        这两部分要区别对待。

        身上有爵位的宗室，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

        在京的宗室，身上有爵位的比例很低，远支的比例就更低，有的不过百分之几。这有赖于清朝独特的“降袭”封爵制度。即爵主去世后，他的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而且，是降一等继承。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前明宗室爵位泛滥的情况。

        关卓凡算盘中的“恩俸”，说白了就是给有爵位的宗室发多一份工资。

        清朝有爵位的宗室的名义工资，其实并不算高。最高的亲王一年一万两银子，最低的奉恩将军一年不过一百一十两。关卓凡这个固山贝子，瞅着威风得很，一品大员都要下跪请安，但一年俸银不过一千三百两。

        而且，爵位的分布，由高而低，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走向。塔顶的亲王，不过十来位。

        关卓凡算过一笔账，如果仅仅是给这拨人发工资，一年一百万两银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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