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百邪全避

关卓凡真正是感慨了！

        参加过轩军阅兵为腓特烈王储伉俪举办的那次阅兵的王公重臣，不仅仅曾国藩，还有钟王、文祥、钱鼎铭，钟王不必说了，钱鼎铭是关卓凡的私人，也不必说了，说说文祥吧！

        文祥之所见所闻，与曾国藩无二，但在关卓凡向包括他在内的大军机们详细譬解何以放弃沱、升龙之前，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诱敌深入”；而在关卓凡譬解之后，几位大军机包括文祥在内虽然都表示理解，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如曾国藩般，表现出对“诱敌深入”的策略的成功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完胜抱有坚定的信心。

        关卓凡能够感觉到，政府中枢其中包括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多多少少感染了弥漫朝野的悲观情绪。

        “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最坚定的信心”，并不能划等号。

        这就是前文说的“甚至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有“疑惑”，还是能够理解的。

        曹毓瑛虽是兵部尚书，许庚身虽以“知兵”著名，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臣，没有任何行伍经验，这方面，曹、许两位，其实还不如郭嵩焘郭也是地地道道的文臣，不过，好歹在曾国藩的幕中干过一阵子，勉强算是“曾历戎行”。

        最关键的是，因为前文述及的“潜规则”，曹、许、郭虽同为关卓凡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同轩军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这方面，曹、许尤其之少，郭嵩焘稍多一些，不过，也只关后勤、资金，不涉军事，因此，他们三人，对于轩军的战力，其实是缺乏感性认识的。

        这个“感性认识”，几个大军机中，惟文祥才有除了实战，大规模的阅兵、演习，是对一支军队的战力最全面、最直接的检验了。

        另外，文祥不是单纯的文臣，他不但正经练过兵，还正经带过兵、打过仗神机营为文祥手创，并在其率领下，出关清剿马贼。

        当然，清剿马贼和敉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这就是文、曾之差距所在？

        或许，不好说“差距”

        说“差异”，或许，更加准确些？

        那么，文、曾之“差异”，又何在呢？

        另外，说归说，曾国藩对于轩军战力的信心，是否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几乎是“毫无保留”了；对于法国，是否又真的会出之以轻蔑，关卓凡还是“有所保留”的。

        毕竟，仅仅只看了一次阅兵；毕竟，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强国。

        毕竟，不论为人处事，还是领兵作战，“谨慎”，都是曾国藩的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关卓凡认为，赵烈文如是说曾国藩如是说，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修辞手法”就像曾国藩亲笔信中的“扼腕”、“抵掌”、“击案”、“无以自已”什么的。

        或许，曾国藩对轩军的信心，其实未足十分，但是，八、九分的信心，却一定要将之说成十分甚至十二分。

        这当然不是为了拍关卓凡的马屁前头说了，“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干系的。

        “修辞手法”的目的非常明白：在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形下，破除愁云惨雾，为关卓凡鼓劲、打气。

        真正是

        可感，可感！

        还有，曾国藩清清楚楚的点出了“北宁”、“山西”这两个当法军之必冲的战略要地

        越南的地理和战局，可不是哪个都搞的明白的，言路上，许多人慷慨激昂，但对越南的实际情形，却是一头雾水，说的话，上的折子，虚头巴脑，不着边际。

        曾国藩一语即切中肯綮，说明：他虽然“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私下底，必扎扎实实的做了许多的关于越南的功课；而其眼光之锐利，判断之精准，更远非一般翰詹科道之可及。

        他对关卓凡的关切、支持、鼓励，不是玩儿虚的，是实实在在的。

        “来，惠甫！”关卓凡一只手举起酒杯，直直的伸了出来，“咱们再浮一白！”

        这是要“碰杯”的意思。

        愈像“酒友”了！

        赵烈文受宠若惊，双手捧杯，小心翼翼的递了过去。

        关卓凡拿自己的酒杯往赵烈文的酒杯上轻轻一碰，一仰头，干了；然后，向赵烈文亮了一个“照杯”，哈哈一笑。

        赵烈文一气而尽之后，也向关卓凡亮了一个“照杯”。

        “席上”的气氛，愈不同了！

        “惠甫，请继续吧！”

        “是！”

        顿一顿，赵烈文说道，“至于‘内外宵小’，譬如，日本”

        再一顿，“中堂说，日本的事情，他是不懂的，本无置喙的资格，只是他以为，只要咱们打败了法国人，余者，不论内外，百邪全避！”

        话说的比较含蓄，不过，言下之意，关卓凡当然是听懂了的。

        曾国藩是劝关卓凡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在日本的事情上“旁骛”，日本要乱，宁肯先由他乱去，待打赢了法国人，再掉过头去收拾日本，不要在目下的关键时候分心，更不可两线作战。

        也就是说，曾国藩对关卓凡的联英“抗日”，多多少少，是持“保留意见”的。

        避免两线作战，当然是正确的，不过，日本的事情，曾国藩确实“不懂”。

        事实上，除了关卓凡，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就没有一个真正“懂”日本的人包括日本人自己。

        而关卓凡的“懂”，不是因为聪明睿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穿越者。

        曾国藩一定以为，关卓凡放不开日本，是因为他自个儿在日本的坛坛罐罐太多了，难以割舍，但事实上，这不是关卓凡不能任由日本生乱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幕府一旦倒台，萨摩取而代之，日本极可能上演原时空故事，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国家统一，脱胎换骨，到时候，这个日本，便不复可制了！

        就算“可制”，也不晓得要花多大的气力？

        那份气力，“事倍功半”是不足以形容的，反正，一定远远过打赢法国人花的气力！

        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叫日本真的乱起来！

        这其中曲折详细，关卓凡无法对赵烈文和曾国藩明言，就说了，他们也不能真正明白、真正相信，他们的印象和理解中，打日本，就是“二次长州征伐”轩军不过使了五、六成的气力，日本就平服了嘛。

        所以，先敷衍着吧。

        于是，关卓凡郑重的点了点头，“涤翁‘百邪全避’四字，可谓‘题眼’我受教了！”

        “日本算‘外’，”赵烈文说道，“至于‘内’”

        顿一顿，笑了一笑，“中堂收到过一封很有趣的信件，他说，奇文共欣赏，不敢独专，要请王爷过目。”

        说罢，又从护书中取出一封信来，站起身，恭恭敬敬的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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