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女人的账


镇上传出了风声:县委工作组要收缴“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和她男人的杀猪屠刀。这风声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谁都不晓得,也无须去过问。而人们对于传播新鲜听闻的爱好,就像蜂蝶在春天里要传花授粉一样,是出于一种天性和本能。还往往在这新鲜听闻上添油加醋,增枝长叶,使其疑云闷雨,愈传愈奇,直到产生了另一件新鲜传闻,目标转移为止。
街坊们的挤眉弄眼,窃窃私语,无形中给胡玉音夫妇造成一种压力,一种惶恐气氛。这可把胡玉音急坏了,也把她男人黎桂桂吓蒙了。桂桂脸色呆滞,吃早饭时连碗都不想端了。难怪政治家们把舆论当武器,要办一件事总是先造舆论,放风声。
“祖宗爷!人家的男人像屋柱子,天塌下来撑得起!我们家里一有点事,你就连个女人都不如,碗筷都拿不起?”胡玉音对自己不中用的男人又恼又气又恨。
“玉音,我、我们恐怕原先就没想到,新社会,不兴私人起楼屋。土改前几年,不是也有些新发户紧穿省用,捆紧裤带买田买土买山场,后来划成了地主、富农……”桂桂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疑惧地说。
“依你看,我们该哪样办?”胡玉音咬了咬牙关,问。
“趁着工作组还没有找上门来,我们赶快想法子把这新楼屋脱手……哪怕贱卖个三两百块钱……我们只有住这烂木板屋的命……”桂桂目光躲躲闪闪地说。
“放屁!没得出息的东西!”胡玉音听完男人的主意,火冒三丈,手里的筷子头直戳了过去,在男人的额头上戳出了两点红印。“地主富农是收租放债、雇长工搞剥削!你当屠户剥削了哪个?我卖米豆腐剥削了哪个?卖新屋!只有住烂木板屋的命!亏你个男人家讲得出口!抓死抓活,推米浆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锅底都抓穿了,手指头都抓短了,你张口就是卖新屋!天呀,人家的男人天下都打得来,我家男人连栋新屋都守不住……”
黎桂桂伸手摸了摸额头,额头上的两个筷子头印子沁出了细细的血珠子。胡玉音含着眼泪,这才发觉,自己气头子上没轻没重……鬼打起,听到点风声,遇上点事,自己也发了癫啰,人都不抵钱了!她和桂桂结婚八年了,还没起过高腔红过脸。由于没有生育,她把女人的一腔母爱都倾注在男人身上,连男人的软弱怕事,都滋长了她对他袒护、怜爱的情感。桂桂既是她丈夫,又是她兄弟,有时还荒唐地觉得是自己的崽娃……可如今,把男人的额头都戳出了血!她赶忙放下碗筷,站起身子绕过去,双手捧住了桂桂的头:“你呀,蠢东西,就连痛都不晓得喊一声。”
桂桂非但没有发气,反而把脑壳靠在她的胸脯上:“又不大痛。玉音,卖新楼屋,我不过随便讲讲,还是你拿定见……反正我听你的,你哪样办我就哪样办。你就是我的家,我的屋……只要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真的,当叫花子讨吃,都不怕……”
胡玉音紧紧搂着男人,就像要护着男人免受一股看不见的恶势力的欺凌,她不觉地就落下泪来。是的,一个摆小摊子为业的乡下女人的世界就这么一点大,她是男人的命,男人也是她的命。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活着,也是为了这个才紧吃苦做,劳碌奔波。
“玉音,你不要以为我总是老鼠胆子……其实,我胆子不小。如果为了我们的新楼屋,你喊我去杀了哪个,我就操起杀猪刀……我的手操惯了刀,力气蛮足……”桂桂闭着眼睛像在做梦似的咕咕哝哝,竟然说出这种无法无天的话来。
胡玉音赶紧捂住了桂桂的嘴巴:“要死了!看看你都讲了些什么疯话!这号事,连想想都有罪过,亏你还讲得出……”说着,背过身子去擦眼泪。
“玉音,玉音,我是讲把你听的,讲把你听的……又没有真的就要去杀哪个……”
“可你,要就是卖掉新楼屋,要就是去拼性命……如今镇上只传出点风声,就把你吓成这样子……若还日后真的有点什么事,你如何经得起?”
“左不过是个死。另外,还能把我们怎么的?”
黎桂桂随口讲出的这个“死”字,使得胡玉音眼冒火星子。她真想扬手抽男人一个嘴巴子,但手举到半路又落不下去了。就像有座大山突然横到了她眼前,要压到她身上来,她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和紧迫。她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当即在心里拿定了一个主意:
“我就去找找李国香,问问她工作组组长,收缴米豆腐摊子和杀猪刀的话,是真是假……我想,大凡上级派来的工作同志,像老谷主任他们,总是来替我们平头百姓主事、讲话的……”
黎桂桂以敬佩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人。每逢遇事,女人总是比他有主见,也比他有手腕,会周旋。在这个两口之家里,男人和女人的位置本来就是颠了倒顺的。
胡玉音梳整了一下,想了想该和女组长说些什么话,才不致引起人家的反感,或是不给人家留下话把。她正打算出门,门外却有个女子和悦的声气在问:
“胡玉音!胡玉音在屋吗?今天不是逢圩的日子嘛!”
胡玉音连忙迎出门去,一看,竟是一脸笑容的李国香组长。真是心到神知啊!她连忙把客人迎进屋来。李国香比上一年当饮食店经理时略显富态些,脸上的皱纹也少了点。工作上的同志,劳心不劳力,日子过得爽畅,三十三岁上当黄花女,还不现老相。
黎桂桂见李组长没有带手下的人,又和和气气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下来一半。他赶忙筛茶,端花生、瓜子。这时,他抛给他女人一个眼色,羞愧地笑了笑。摆好茶盘杯子,他说了声“李组长好坐”,就从门背后拿出把锄头,上小菜园子去了。
“你的爱人见了生客,就和个野老公一样,走都走不赢?”李国香组长呷了一口茶,似笑非笑地问。
“他呀,是个没出息的。”胡玉音却脸一红,一边劝李组长剥花生,嗑瓜子,一边在心里想:你个没出嫁的老闺女,大约男人的东西都不分倒顺,却是“野老公”、“野老公”的也讲得出口。
“今天,我是代表工作组,特意来参观这新楼屋的。顺便把两件事,和你个别谈谈。你放心,我们是熟人熟事,公事公办……”李国香说着就抓了一把瓜子站起身来。
胡玉音脸色有些发白,脑壳里有些发紧。女组长今天大约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她来看新楼屋,总不会是个人的兴趣啊。但胡玉音还是强打起精神,赔着笑脸,领着女组长出了老客栈铺子,开开新楼屋的红漆大门。进得门来,李国香就闻到了一股新木香和油漆味。女组长把过厅,厢房,厨房,杂屋,后院的猪栏、鸡埘、厕所,一一地看了看,口里不停地夸赞着“不错,不错”。接着又踏着板梯,上楼看了宽大敞亮的卧室,里头摆着大衣柜、高柱床、五屉柜、书桌、圆桌、靠背椅,整套全新的家具,油漆泛出枣红色的亮光,把四壁雪白的粉墙都映出了一种喜气洋洋的色调。李国香嘴里没再夸赞什么“不错,不错”了,而是抿住嘴巴点着头,露出一脸惊叹、感慨之色。胡玉音一直在留神观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变化,但估不透女组长心里想着、窝着的是些什么。最后,她们打开落地窗,站在阳台上看了看山镇风光。李国香倚靠着栏杆,就像一位首长站在检阅台上。她站在阳台这个高度,才看清楚了四周围的古老发黑的土砖屋、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靠斜桩支撑着的杉皮木板屋,和这幢鹤立鸡群似的新楼屋之间的可怕的差异,贫富悬殊的鸿沟啊。
回到卧室,李国香径自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书桌当窗放着,土漆油的桌面像镜子,照得清人影。胡玉音在一旁陪站着。她见女组长已经在书桌上摊开了笔记本,手里的钢笔旋开了笔帽。
“坐呀,你先坐下来呀。就我们两个人,谈一谈……”这时,李国香倒成了屋主似的,招呼着胡玉音落座了。
胡玉音拉过一张四方凳坐下来。在摆着笔记本、捏着钢笔的女组长面前,她不由地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所以女组长坐靠背椅,她就还是坐四方凳为宜。
“胡玉音,我们县委工作组是到镇上来搞‘四清’运动的,这你大约早听讲了。”李国香例行公事地说,“为了开展运动,我们要对各家各户的政治、经济情况摸一个底。你既不是头一家,也不是最末一户。对工作组讲老实话,就是对党讲老实话。我的意思,你懂了吧?”
胡玉音点了点头。其实她心里蒙着雾,什么都不懂。
“我这里替你初步算了一笔账,找你亲自落实一下。有出入,你可以提出来。”李国香说着,以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了胡玉音一下。
胡玉音又点了点头。她糊糊涂涂地觉得,这倒省事,免得自己来算。若还女组长叫自己算,说不定还会慌里慌张的。而且女组长态度也算好,没有像对那些五类分子训话样的,眼光像刀子,锋寒刃利。
“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起,芙蓉镇开始改半月圩为五天圩。这就是讲,一月六圩,对不对?”李国香又注视了胡玉音一眼。
胡玉音仍旧点点头,没做声。她不晓得女组长为什么要扯得这么远,像要翻什么老案。
“到今年二月底止,一共是两年零九个月,”李国香组长继续说,不过她眼睛停留在记事本上了,“也就是说,一共是三十三个月份,正好,逢了一百九十八圩,对不对?”
胡玉音呆住了。她没有再点头。她开始预感到,自己像在受审。
“你每圩都做了大约五十斤大米的米豆腐卖。有人讲这是家庭副业,我们暂且不管这个。一斤米的米豆腐你大约可以卖十碗。你的定价不高,量也较足。这叫薄利多销。你的作料香辣,食具干净,油水也比较厚。所以受到一些顾客的欢迎。你一圩卖掉的是五百碗,也就是五十块钱,有多无少。一月六圩,你的月收入为三百元。三百元中,我们替你留有余地,除掉一百元的成本花销,不算少了吧?你每月还纯收入两百元!顺便提一句,你的收入达到了一位省级首长的水平。一年十二个月,你每年纯收入二千四百元!两年零九个月,累计纯收入六千六百元!”
胡玉音怎么也没有料到,女组长会替她算出这么一笔明细账来!她的收入达到了一位省长级干部的水平,累计六千六百元!天啊,天啊,自己倒是从没这样算过哪……真是五雷轰顶!她顿时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小本生意,我从没这么算过账……糊里糊涂过日子,钱是赚了一点,都起这新屋花费了……李组长,我卖米豆腐有小贩营业证,得到政府许可,没有犯法……”
“我们并没有认定你就犯了法、搞了剥削呀!”李国香还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脸色,“你门口不是贴着副红纸对联,‘发社会主义红财’吗?听说这对联还是出自五类分子秦书田的大手笔。你不要紧张,我只不过是来摸个底,落实一下情况。”
胡玉音的神情一下子由惊恐变成了麻木冷漠,眼睛盯着楼板,抿紧了嘴唇。李国香倒是没有计较她的这态度,也不在乎她吱声不吱声。
“还有个情况。粮站主任谷燕山,每一圩都从打米厂批给你六十斤大米做米豆腐原料,是不是?”李国香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一时间,真有点像是在讯问一个行为不正当的女人一样。
“不不!那不能算大米,是打米厂的下脚,碎米谷头子。我每圩都要从里头选出砂子,筛出谷壳、稗子、土。而且,碎米谷头子老谷主任也不只批给我一个,镇上好多单位和私人,都买来喂猪……我开初也买来喂猪,后来才做了点小本生意……”一听关连到了粮站的老谷主任,胡玉音就像从冷漠麻木中清醒了过来,大声申辩。老谷是个好人,自己就算犯了法,也不能把人家连累了。
“所以我先前每圩只算了你五十斤米的米豆腐。除去十斤的谷壳、砂子、稗子、土,总够了吧。我是给你留了宽余哪。再说,人家买碎米谷头子是喂了肥猪卖给国家,你买碎米谷头子是变成了商品,喂了顾客!”
李国香组长的话产生了威力,一下子把胡玉音镇住了。接着,女组长又稳住了自己的声调,继续念着本本里的账目说:
“一月六圩,每圩六十斤,两年零九个月,一百九十八圩。就是说,粮站主任谷燕山总共批给你大米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和你有关系,但主要不在你这里……”
算过账,李国香组长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经和米豆腐摊贩胡玉音本人核对,无误。”就走了。胡玉音相送到大门口。她心里像煎着一锅油,连请“李组长打了点心再走”这样的客气话都没有讲一句。
晚上,胡玉音把女组长李国香跟她算的一本账,一万多斤大米和六千六百元纯收入的事,告诉了黎桂桂。两口子胆战心惊,果然就像财老倌面临着第二次土改一样。但旧社会的财老倌已经成了五类分子,他们反倒臭狗粪臭到底,不怕了。胡玉音两夫妇是在新社会里攒了点钱,难道也要重新划成分,定为新的地主、富农?
至此,胡玉音和黎桂桂夜夜难合眼。他们认定了自己只是个住烂木板屋的命。住烂木板屋虽然怕小偷,却有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似的。他们再不去想什么受不受孕、巴不巴肚,而是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后代子嗣。不然娃儿都跟着大人当了小五类分子,那才是活作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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