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吃面

　　连煎几个鸡蛋，老妈都不同意，路远也是无语呀！

　　同时他很能体会老妈的心情，说到底还是因为穷，而且穷了几十年，已经穷怕了。

　　家里面来钱的地方少，而花钱的地方多，每天完全靠勒颈裤腰带过日子，不节省不行呐！

　　但现在他是重生者，而且还带有仓库，仓库里面的东西还不算少。

　　所以煎几个鸡蛋应该是小意思啦！但有仓库的事情他暂时还不想说。

　　怕把老爸老妈和小妹她们吓着了，所以他只能是摊摊手和小妹一起同时叫了一声妈。

　　刘彩娟把鸡蛋收起来，放进了之前的鸡蛋篮子里，然后望了儿子女儿一眼很是怀疑的问道：“你们拿我的鸡蛋就算了，还有面条？到哪儿去拿的面条呢？”

　　“妈，你就放心的吃面条吧。至于哪儿来的？我到张婶家去借的。”

　　关键时刻，路远同学只能撒谎。

　　他之所以说是张婶儿家借的，因为全生产队只有张婶儿家最富裕，她老公是石油公司的干部，每个月都有钱和粮拿回来。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家里有一个吃皇粮的，而且还是干部，日子要比一般的家庭好过的多。

　　路远以为撒个谎，老妈就不追究了，结果老妈看见路远往锅里掺水，等烧开后下面，叹了口气说：

　　“面条是好吃，可是借了你拿什么去还？”

　　“妈，这件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明天中午收工我就去田里抓黄鳝，等拿到集市上卖了，我就买面来还张婶儿。”

　　对于这种小事情，完全难不到路远，三两句就把老妈应付过去了。

　　看到儿子女儿都那么饿，她也不好说什么。

　　其实，别说路远和路小英两兄妹饿，难道他们大人就不饿吗？

　　他们更饿！

　　只不过知道家里没有，再饿都不敢说出来，只能干熬着，所以才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满脸的菜色。

　　而听说有面吃，别说刘彩娟吞了吞口水，一下子来了精神，老爸路一民连焊烟都顾不上抽了，钻进厨房来，看着路远和路小英烧水下面。

　　刘彩娟还赶紧把碗找出来洗过，每个碗里多少放了一点点油，那是过年杀猪的时候练的猪油，然后放了点盐，最后还嘟囔了一句：

　　“可惜家里已经没酱油了，吃面要有酱油才好吃。”

　　老妈说到酱油，路远赶紧拍了拍搁在灶台上的面条说：“妈，你来下面，我去打酱油，到公路边来回十来分钟，来得及。”

　　因为他们村外公路边就有一个小卖部，是供销社一个家属在那里开的，只不过到公路边有差不多一两公里路。

　　跑得快，来回差不多20分钟，路远说十分钟，其实是骗家里人的，走出门他就可以从自己的仓库里拿出酱油来。

　　只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而已。

　　“哥，你就快去吧，面条我来下都行。”

　　听说打酱油，路小英更有劲，站起来催促道。

　　刘彩娟却有些迟疑的说：“你身上有钱吗，我口袋里只有几毛钱，过两天还要上街打煤油，昨天发了一斤煤油票。”

　　“放心吧，我身上还有点儿。”路远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刘彩娟却狐疑的望了一眼，有些不满儿子竟然藏私房钱，只不过没说出来。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当年的日子有多苦。

　　而苦就苦在，没钱是一回事，很多东西有钱还买不到，凭计划，需要票才行。

　　煤油要煤油票，菜油要菜油票，街上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米买面要粮票。

　　一斤粮票，只有70%是细粮，30%是粗粮。

　　作为农村人，没有粮票可发，也没有肉票，只有过年的时候杀不起猪的家庭，才每人可以领到一斤肉票，油票没有。

　　别的地方不知道，作者家乡布票每人每年是一丈二尺布，当年的那种咔叽布，花格子包括灯芯绒都是窄幅，大人要五尺布才能做一件衣服。

　　一丈二尺布票，只能做一套衣服，最多再来一条短裤。

　　而很多家庭就连一丈二尺布的布票都没钱买回去做衣服穿，而是拿去卖。

　　布票可以卖钱的，记得差不多两毛钱一尺布票，一个人一丈二尺布的布票，可以卖到两块多钱。

　　现在两块多钱吃两个棒棒糖，当年两块多钱能买很多东西。

　　火柴两分钱一小箱，盐1毛5一斤，煤油好像3毛8，食品经营站的计划肉是8毛8，后来卖9毛9，但一般人没有肉票买不到，也没钱买。

　　就是生产队和自己家里人杀猪过年，一头猪需要一张毛猪票。

　　毛猪票要卖毛猪到食品经营站才领得到，一头猪一张毛猪票。

　　一张毛猪票差不多能买到一头猪的钱，所以当年很多家庭都杀不起猪，最起码杀不起一个全的。

　　大多数的家庭只能吃半边。

　　把猪拉到食品经营站专门准备的杀猪点，猪杀掉以后，自己吃半边，卖掉半边跟国家。

　　这样的好处除了不要毛猪票，然后可以领到25斤两的粮票，另外肉好像是七毛多还是八毛多一斤，具体多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当年作者也太小。

　　当年的粮票到粮站买米好像是1毛3毛几，很便宜，但是只有乡镇户口的居民，还有正式国家户口的工作人员才领得到这样的粮票。

　　农民门儿都没有，每年还要交粮。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生产队杀私猪，因为要毛猪票没有，所以只能偷着杀。

　　一般到天黑以后专门安排人杀猪，夜半的时候才分肉，每户家只能去一个人，不能大声的说话，也不能停留太久，分了肉就走。

　　这就是当年的生活写照。

　　而生产队杀猪，对小孩子来说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分猪血旺。

　　队上专门负责的人把猪血旺弄成半生不熟的，装了一大盆，每户派去一个小孩儿拿着一只碗，全部把碗摆在一起，加起来几十个碗。

　　四周围满了小孩儿，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全部瞪大眼睛望着盆里的猪血旺。

　　看着分血旺的人把血旺一一分到每个碗里，如果发现自家碗里的血旺少那么一点，就会大声的嚷嚷起来：

　　“叔叔，你看我们家碗里那么少，加一点，加一点...”

　　分血旺的人用眼睛瞄了瞄，如果发现确实少了，就搞姆指那么大一点放进去。

　　如果差不多，理都不理你。

　　等分完后，所有小孩儿兴高采烈的端着自家的碗往回跑。

　　半路上忍不住要偷吃一点儿，但不敢吃的太多，如果回家大人发现没了，准挨揍。

　　当年的小孩儿可不比现在，除了少数父母脾气特别好的人家，大多数小孩儿挨揍简直是家常便饭。

　　别说在家里，在学校调皮被老师揍，也并不稀奇呀。

　　扯远了，话说路远走出家门，在外面坐了有几分钟，从仓库里面拿出一瓶酱油，扭开瓶盖儿，把酱油倒进自己从家里面拿出来的酱油瓶，又把空的酱油瓶扔进自己的仓库，晃晃悠悠的拿着酱油回家吃面去了。

　　嘴里还哼着当年很流行的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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