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６８２章 算大账

赵昺知道蒙元的远征军看似毁于风暴，而他从一个船舶工程师的角度看，其实应该说是毁于船只自身的问题。忽必烈下令动员攻击日本，只给了一年的准备时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要造出四千多只船来，对于当时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古代工匠来说，造船技术再高明，也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能。

        为了达成数目，只好粗制滥造，甚至滥竽充数。粗制滥造，就是为了进度而牺牲精度，主要是主船桅的安装位子不准确，固定不牢靠的致命缺陷。这样的船，天生的不平衡，只要有点风浪，就会不停地摇晃。滥竽充数就是把内河用的船拿来充数，平底的河船在海里经不住海浪，很容易翻船。

        自襄阳之战到崖山之战，元军捕获南宋战船达六千艘以上，另外从投降的南宋水军处，元军也接管了许多战船。即使其中有许多战船破损、沉没，但截至第二次远征日本时，从南宋捕获、接管的战船数量仍很大。当时南宋水军的主要战斗在内河与近海，南宋水师熟悉河战却不解海战，因而收编南宋水军装备的大都是平底船。

        这种船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其船在结构上便于分舱，有利于军队在航行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导致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的削弱。内河由于水平浪缓，这种船能很好的胜任，但在茫茫大海上，这种船便不那么坚固了。

        另外高丽军出征所用的战船全部是自造，而高丽国小贫苦，要承担建造九百余艘战船的任务，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加上工期紧，造船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偷工减料的赶工期，据说甚至将报废的旧船修修补补也拿来充数，这些船的质量可想而知。

        所以此次征日中大型运输船、中型战船中，还多少是作为远洋船新建的战船、从海上势力收缴的船舶、从民间收缴的商船、从原南宋海军接管的海船等，尚能用于远海作战。但小型战船、登陆用舟艇则从宋水军接管的吃水浅、抗风能力较弱的内河船，且数目庞大，达到三千余艘。当飓风袭来时，这种吃水不深，不具备破浪能力的战船似乎也只有倾覆这一种结局。这恐怕是导致集结于鹰岛的江南军大型船队，一夜之间竟全军覆没，使用很可能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当然在战略、战术上忽必烈也不无失误，首先选范文虎为将就是个败笔，这小子是本是南宋殿前都指挥使，襄樊守将吕文德的女婿，先是在救援襄阳战役中畏敌不前，“轻舟先遁”；后在防守城坚粮足的安庆时，元将伯颜来攻，范文虎立刻举城投降，摇身一变，成了元朝的两浙大都督、征东行省右丞。靠着裙带关系爬上高位的，胆小拍死战无一胜的草包，偏偏不知道就怎么入了他的法眼。

        还有忽必烈对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按说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以致江南军晚到十来天，先到的西路军就将要断粮了。

        另外忽必烈太过轻敌，他并没有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以为自己这次遣兵二十万可以一战而下，志在必得的元军战船里，甚至装载了大批农具和种子，以解决大量的宋朝降军这个棘手问题，因为养，养不起。遣散吧，又害怕这十几万军队闹事。征服日本，将这大批南宋降军驻屯日本，既解决了降军问题，顺便还可以借助驻屯军和移民把日本变成元帝国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元军的兵器不如日军，为了辎重问题没有携带战马导致元军战斗力难以发挥，还有降兵战斗力低下等等说法，但赵昺以为这已经不是什么重要原因，要知道当年征服江南忽必烈才调动了二十万军队。若不是因为战略上的失误，元军换一个时间段登陆，灭掉日本并非没有可能的。而忽必烈终不是穿越者，没有机会重新来过的机会，此战也成为元朝历史上的转折点，忽必烈征服海外的脚步终于停下了。

        不过赵昺也从中不无获益，元军江南兵力大损使琼州面临的压力顿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使他明白小国面对强国的威胁想保持独立，它不必击败强国，只需让强国意识到侵略自己得不偿失即可。而自己要复国当前并非是要以占领大片的土地为要旨，却是以要歼灭蒙元的有生力量，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使其兵力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消耗的速度，最终赢得复国战争的胜利……

        “郑主事，那边有消息了吗？”赵昺今日将郑虎臣、庄世林和周翔召进宫中问事，见礼已毕他先问郑虎臣道。

        “陛下，范虎臣已经在大都被斩，家资全部被炒，家眷皆充官为奴！”郑虎臣答道。

        “非是此事，朕问的是那些斡脱商人！”赵昺摆摆手道，郑虎臣的结局在其弃军而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他的命运了。

        “哦，陛下是问此事！”郑虎臣有些尴尬地道，“陛下，那些斡脱商人自征日大军出发便着急了，得知他们全军覆没后更是如丧考妣，而现在信风季又快到了，他们多次遣人与我方联络。陛下有谕在先，因而属下并未答复他们！”

        “嗯，庄主事你又如何看？”赵昺点点头，转向庄世林问道。

        “陛下，属下以为时机业已成熟，即使要价再高些他们也能接受！”庄世林言道。

        “朕却想价码降一些，只要他们的关税就好！”赵昺笑笑道。

        “陛下，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却又为何不加了？”庄世林看看其他两人也是一脸愕然，他惊诧地问道。

        “陛下，如今机会难得，咱们不能放过啊！”周翔也知道陛下是个钱串子脑袋，今天却放过这发财的机会让他觉得今天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才说出这种话来。

        “陛下如此定有缘由，你们便不要瞎琢磨了！”郑虎臣见二人喋喋不休的还要劝，出言道。

        “这……郑主事你这叫什么话，你可知这匠作司每日要消耗多少银钱，那就跟流水一般，全仗着内库填补，我看着都心疼，庄主事你说是不是？”周翔站起身不满地道。

        “陛下，筹建新军，供应火器坊，只这两项便花费了三百万贯之巨，若是再不填补只怕将有亏空了。”庄世林作为小皇帝的财务总管，自然清楚内库的财务状况，而小皇帝别看平日扣扣索索的，可若是认定的事情花多钱都不带眨眼的，可他也得为陛下着想。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生财的道儿，却又反悔了，让他如何不着急。

        “待今年的盐税和关税拨过来就会好些了，朕算算应该够了，待明年新军转为兵部管理，还能省下些开销。”赵昺言道。他也知道今年的开销大，事务局应缴的利润他大部分用于组建和加强走私队伍和支援许夫人山寨了，自己所剩不多，两人着急也并非是顶撞自己。

        “陛下，按照朝廷律令市舶司的收入皆入内库，可市舶司的开销也甚大，前两年皆是靠内库补贴，今年才有些好转，但收入也不过三、四十万贯啊！”庄世林面带埋怨之色，苦笑着道。

        “你说的不错，但你们可曾发现过市舶司有人贪污，敲诈行商？”赵昺笑笑道。

        “这确实未曾发现？”庄世林看看陛下，又瞅瞅郑虎臣说道。

        “这便是了，大宋官员贪腐过去以市舶司最甚，蒲寿庚把持泉州市舶司十余年家资富可敌国，他的钱从何而来，不过是假公济私，贪污公帑，朝廷明知如此却又无可奈何！”赵昺言道。

        “陛下所言不假！”庄世林点点头道，他当然知道从前的市舶司是什么模样，上至提举，下至勘验的吏员，甚至装卸的兵卒都伸手要钱，但这些事情在琼州各个市舶司极为少见，官员更是十分廉洁。

        “这便是了，只要扎住贪腐的口子，来日我们所获将更多，咱们也要学会放长线钓大鱼！”赵昺笑道。他知道贪腐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不治之症，历史上有不贪腐的官员，却没有不贪腐的衙门。不过他前世却听说过一个——晚晴海关，且再难找第二个。

        当今谁都知道在清朝，贪污成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在这种环境下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清朝海关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面对海关的腐败问题，赫德不想用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底抽薪。他力主淘汰中国传统的旧式清册，建立一套“严格的、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会计制度。新制度对海关税收的上缴和留用有便于查询的记录。

        与会计制度相配合，赫德还建立起新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进行监督，每年至少去每个港口检查账簿和账目一次，并且是抽查。因为海关不知道稽查税务司检查什么地方，不检查什么地方，因此他的巡查使一切更加仔细。稽查税务司的权力很大，一旦发现有不正当行为，有权停止任何税务司或关员的职务。

        配合上述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工资制度改革。他认为，为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高薪养廉。但前提是公开透明，把海关关员的收入晒在阳光下。以华人为主的职务，工资虽然低于洋员，但相比当时中国的工资标准，几乎是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两倍。除基本年薪外，关员还享有年度奖金和福利津贴。在海关干得越久，待遇就越高，这无形中提高了他们参与腐败的成本。

        高薪养廉的副作用便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赫德以前，广东海关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银子，但在他接任后，经费每年达三百多万两。赫德的理由是：如果不给足够的资金，就无法期望他们保持廉洁。可官员们认为这些经费花得值：在赫德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海关税收从最初的四百九十余万两，十年后就达到一千一百余万两。到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三千二百余万两，是原先的六倍多。同时海关税收从约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到一成增长到了四成。

        赵昺当然知道赫德也并非什么善人，其从中也获利甚丰。但此事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其因为说到底，，反腐败，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赵昺也学着在市舶司试行，效果确实不错。而从另一方面讲看似吃亏的买卖并非全是吃亏，清政府靠着这笔钱又苟延残喘了十数年。当下自己说起这题外话就是告诉几个亲信要算大帐，不要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了眼睛，他们要算计的乃是复国大业，那些斡脱商人届时失去的将不仅仅钱财了……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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