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官也难拒“腐败”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  1821年)，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  1829年)，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应酬不可谓不厚矣!”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公款一万两银。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根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较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何?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子的进项，扣除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用度，已所剩无几。

                  要在官场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之间多加联谊是极为重要的事。因为权力需要用人情来维持，而人情则需要用接待来维持。这里的人情，已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重要的隐权力介质;这里的接待，也不是简单的尽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括隐权力)的必要成本。

                  而对于那种充当不了隐权力介质的纯粹人情，张集馨其实出手并不大方，甚至有点儿吝啬。比如他给京官们送礼，舍得一掷万金，可老丈人进京治病向他借两千两银子，他却没有答应，只送了300两，还不大乐意;在陕西当督粮道时，接待要员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来西安向他索要几头健骡、几件狐皮袍，他都没有答应，甚至觉得老丈人一再索需，“未免不近情理”。

                  人情关系既然具有维持官员权力、隐权力的重要功能，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帝国官场会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比如“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

                  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由省财政部门统筹收取陋规的成例，据《清宣宗实录》记述，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衙门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节寿陋规，由首县(省衙门驻地的知县)摊派给各州县，再由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

                  致送陋规方面的支出，张集馨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当时他并无积蓄，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确实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有数，因此“心每不安”。此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很多，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

                  张集馨37岁任知府，66岁请假回京，宦游30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据估算，张氏记录在案的数目，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20年来他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

                  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由于他比较克制，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过，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下属“孝敬”，也不可信，因为规礼如果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北风去，而晚年张集馨还有余钱购置田宅产业，给自己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按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领导送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行贿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场，陋规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贿赂行私。

                  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时，陕西的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根据张集馨的记录，林则徐每年都接受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从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中可以看出：林则徐的田屋产业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目下无现银可分”。他还告诉三个儿子：“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暂时没有相应的记录，不过，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官场应酬、人情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付成本。

                  我们当然可以将当时官场上的人情应酬与送礼政治视为腐败，但必须看到，这种“腐败”有“合理”之处。首先，帝国无法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分配预期，官员的权力份额受到各种隐权力因素的侵蚀，为了保持权力份额不流失，官员需要通过人情网络来获得隐权力支持。这在当时叫做“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张集馨、林则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张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礼金，否则，他们如何掏得出那么大数目的权力维持成本?

                  张集馨晚年对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调任地方以来，每次致送的礼金“不可谓不厚矣”，但自己的官位却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来不得寸进，心中颇为感慨：我送出了那么多厚礼，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将我的政绩奏报给皇上，应酬送礼有什么用?张集馨说得有些过激，但事实上，与他“旧交相得、推心置腹”的琦善、林则徐都曾密保过他。应酬送礼究竟有没有用处，看看张集馨的一次经历就知道了——

                  咸丰三年(  1853年)，张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桂良参了一本，遭革职。桂良为什么要弹劾张集馨?写在奏折上的理由是张“不听调度，滥用帑金”，按张集馨自己的说法，则是因为桂良“欲置人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之嫌”。总督向下属支借经费，张集馨竟没有爽快答应，这等于破坏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被参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后，张集馨起复，署任甘肃布政使，因担心桂良从中作梗，便委托与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说，张集馨以前犯了差错，现在已非常后悔，希望能拜在总督大人门下，执弟子礼。桂良听后大悦，给张集馨来了封信，张集馨也赶紧复信，然后毕恭毕敬赶去拜见，并送上“土宜八色”厚礼，总算修复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一个政治功能：接通隐权力管道，稳定官员的权力预期。

                  其次，中央财政也没有给官员提供制度化的公共预算，虽然朝廷也给部分京官和地方官发放一笔“公费”，但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办公费用，通常来自种种名目的陋规，这些陋规收上来到底算地方财政还是个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于公务就算公款，用于个人开销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于公务还是私务也很难说得清。此外，清代官员用于聘请幕友佐政的开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不接收陋规，恐怕连办公都无法维持。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二个政治功能：弥补公共财政之不足。

                  张集馨曾以“政由贿成”来评价他身处的官场，这四个字正好透露了“权力成本学”的秘密：权力的行使谓之“政”;“贿”说好听点是各种“敬”，说难听点就是陋规，总之就是权力的成本，不支付这个成本，“政”即“不成”，权力即运转不灵。恰如其分的“贿”是维持权力正常运转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贿”才被帝国的官员们当成腐败。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不在于“贿”之有无，而在于“贿”之程度。“敬”也好，“贿”也罢，从表面上看，是由处于权力下游的官员支付的，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成本都得由纳皇粮的老百姓来买单。

                  康熙皇帝曾宣布永不加赋，朝廷给一个州县配备的领薪官员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给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道理说，维持帝国这部权力机器运转，成本应该不至于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领薪官员，晚清官场上还寄生着一帮数目非常庞大的隐权力集团，他们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赋，帝国还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附加税，再加上其他苛捐杂税，小民作为权力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正如张集馨所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而当权力成本膨胀到小民不堪重负，决心“一较”时，距帝国的整部权力机器完全瘫痪，估计也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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