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结论

我睁大了眼睛，侧头看向王军英。

        有人说了慌？

        脑袋里闪过一张脸，不必他指明，我就猜到王军英口中的这个人指的是谁。

        王军英目光放开我那双疑讶不已的眼睛，转头看向别处。他好像在留察树下有没有人在偷听。

        “说谎？”我不自觉的追问了一句，“你说他在说谎？”

        我也转头看向树下，几个人的影子在郁郁葱葱的树叶花草中若隐若现。他们离这榕树有一定的距离。没人注意到我们的谈话。

        王军英又不看我，他的眼神放向前方，微微点头。

        不可能吧，刘思革说了谎？我在心里怀疑着王军英的结论。

        低头盯向绳子，我的脑袋开始飞转起来。

        让我们回想一下“山民事件”的经过：

        首先，被我们逮住的山民是个练家子，他手脚力量了得，并且会擒拿武术。在大部分人离开甘蔗林后，在刘思革准备灭口的过程中，他用了一种我们不知晓的技巧挣脱了捆住双手的绳子，之后凭借一身了得的功夫，夺过了刘思革手里的匕首，接着反杀刘思革没成功，再接着顺利从甘蔗林里跑掉。

        刘思革所述的整个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

        可是呢，手中的这团绳子已出现，让这段“山民事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双手被反捆的山民，并不是用什么特殊的技巧挣脱了绳子，他是直接抢过了刘思革的刀，然后再慢慢割开自己的绳子，最后击倒刘思革，逃之夭夭。

        这听起来这太不可思议，也太不合乎逻辑了。不过我们再捋清一下事件顺序，也能找到一个关键点。关键点就是，山民假如要挣脱绳子，必定是要用刀。刀不一定只有刘思革一人有，那有没有可能是，山民自己藏了一把刀？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立即想起，黄班长搜过他的身，再说他那身板上就挂着一件背心，一条裤子，赤手空胳膊的哪里有可能藏着刀。

        除去这些之外，山民就还只剩一口背篓。背篓里有什么呢，我仔细回想着。

        瞬间，脑袋里的画面一闪，我立即想起，那背篓里什么都没有，但有一把柴刀。

        我接着又想起，事故发生后，受伤的刘思革愤怒的踢了一脚背篓，那把柴刀还从背篓里掉了出来。这说明，柴刀一直搁在背篓里头，没有掉出来。至少在山民逃跑之前没有。

        想到这里，事情似乎有了合理解释。

        山民是趁着我们“民主决议”的时候，悄悄将反捆的手伸进背篓里，然后像很多电影儿里头的那样，不停用柴刀磨割绳子。最后绳子全被磨短，山民在生死关头一击必胜，捡回了一条命。

        我细盯着手里这段绳芯飞舞的绳子，尽管它们看起来是一道快刀割断的，但我也不能百分百否定绳子是被慢慢磨割掉的。毕竟我没实践过，不敢贸然定论。

        这样一说，刘思革的说辞倒还勉强讲得过去。但同时我又想到，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清晰的记忆告诉我，山民被我们逮住后，一直都蹲靠在一颗甘蔗树上。而那口背篓，也是远远的放在一边。他当时的手被反绑着，如果要让手够到背篓里的柴刀，必定会被我们发现。

        对，绝对不可能，想着我摇了摇头。捏紧手头的绳团，我心头一沉，果然这件事不如刘思革讲的那样简单。他十有八九撒了谎。

        因为之前撤离得很急，我们来不及去检查“案发现场”，事件的经过只能由刘思革的嘴巴来让我们知晓。可手里的这团绳段一出现，再简单一推敲，“山民事件”有太多不对劲儿的地方了。

        此时，我基本已经相信了王军英的结论。

        因为，如果山民不是用柴刀磨割开的绳子，那只能回到最初的猜想——山民是在双手被反捆的情况下打倒刘思革的。

        并且王军英不是在“行刑处”捡到的这团绳子，倒也应证了上面那条。山民在打倒刘思革的时候，根本没有挣开绳子，他的手还被捆着，否则绳子不会掉落得那么远。

        可是，刘思革好歹是受过训练，并且选拔进这个队伍的侦察兵战士。我怎么都不会相信，有谁能在双手被反捆的情况下，从他手里抢过刀。这比起母猪上树，我显然更愿意相信后者。

        分析到这里，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

        手中这团绳子带来的线索，将这段“山民事件”变得无比清晰。事情并不是刘思革说的那样简单，这一串线索带下来，能直直的带入王军英的结论中去。

        我展开手里的绳子，还是不敢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

        “他没说实话，人没跑，是他放跑的。”这时，王军英适时的低声冒了一句。

        转过头，我楞看着王军英，喉咙像是被惊人的真相噎了住，不知如何接话。

        我默声的握紧了手中的绳子，捏了一阵，还给了王军英。

        刚想说句什么，就听见树下的杂丛里一阵响动。

        低头一看，就见黄班长抬头望着我俩，他比划着手势，示意我们可以撤岗了。

        王军英看了一眼树底，然后揣好绳子，他歪过头，几乎没动嘴唇对我说道：“这件事情，就你知我知，千万不要捅出去，捅出去没好处。”

        “黄班长那里，也先掖着，再观察观察。”说着王军英就蹲起身，准备下树。我无神的点点头，也跟着一块儿下了树。

        刘思革这老小子，竟然主动放走了山民？

        下树的过程中，我自然停不住继续念想着这件事。脑袋里，回放的尽是几小时前，我们抓住山民、商讨生死的画面。

        刘思革当时是主动提出自己来解决山民的，这一点我记得十分清楚。但之前的结论已经足够惊人了，再让“主动邀功”这条线索一搅，整件事情又更加匪夷所思了。

        试想，要我猜出一个刘思革放走山民的理由，那我只能想到一个，也就是他准备灭口的那一刻，怜悯心起，才放走了山民。

        这个是人之常情，毕竟不是每个军人都是杀人机器，也不是每个杀人机器都能把白晃晃的刀子扎进一个手无寸铁的山民的皮肉里。我能理解。

        况且，刘思革也只是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战士而已。

        这样一说，倒也还说得通。可就是因为刘思革那“主动邀功”、“毛遂自荐”的清晰记忆，又把整件事搅成了一锅乱汤，费人脑汁。

        他既然明白自己心慈手软，下不去杀手，那为什么又要主动邀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当时那情况，如果不是刘思革毛遂自荐，黄班长肯定会安排我，或者王军英去处理。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

        琢磨来琢磨去，我又猜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刘思革这老小子完完全全是故意的，他从一开始，就没想灭那山民的口。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他策划的苦肉计，而苦肉计的目的，为的就是放掉那山民。

        返回营地的过程中，我不停问自己，那刘思革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导出一台苦肉计，去放走一个与自己毫无相干、非亲非故的敌国山民。

        他肯定明白，活生生的放走山民，也就等于是给咱们所有人埋上“地雷”。说不定得到风声的越军，会将我们围剿个精光。

        他肯定也明白，假如这件事情败露，回国后他一定会被送到军事法庭，扣上“通敌叛国，出卖战友”的帽子。

        战争时期，通敌叛国罪，那铁定是会被枪毙的。并且那个年代，早年的政治阴影还未完全散去，阶级与名誉是一种具象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帽子一扣，不单单是他个人的命运会受影响。

        综合几因，我实在想不出，究竟是能有什么原因，可以让刘思革冒出这么大的风险，使出一计“苦肉计”放走那非亲非故的越南山民。想到这里，我揪住了“非亲非故”这个词语。

        这个词语，很重要。

        也许是我太先入为主了，因为我认为的“不可能”，是建立在“非亲非故”、“毫不相干”的关系之上。

        因为刘思革首先是我们的战友，是和我们站一条线，所以他和我们是“亲”，是“故”。有了这个立场设定，他放走山民的行为才会变得难以置信，不合常理。

        那假如要使其变为“可能”，变为“合理”，那很简单，只需要推翻“非亲非故”这条先入为主的设想条件就行了。

        之前我对刘思革的话语丝毫没有怀疑的原因就是，他的立场是和我们一致，他没有理由去撒谎，更不可能会放走山民。但是，如果他的立场和我们不一致呢？

        比方说，刘思革这老小子有我们不知晓的目的，才迫使他这样去做！

        再顺着这样一推，我脑袋里忽然就跳出一个惊人的猜想。

        难道说，这刘思革和越南人是一伙的？

        因为这想法太大胆、太惊人，使得我在返回营地的过程中，楞住了脚步。王军英跟在我身后，这突然的一停身就让他撞了上来。得亏他将我撞回神，我才继续动回步子。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虽然不了解刘思革的背景，但凭一个多月的相处来看，他肯定不会是汉奸之流。况且层层选拔之后，咱们这六个人的背景不说根正苗红，但绝对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个大胆的猜想仅仅只会是猜想，绝不可能是事实。

        毕竟那个年代里，“特务”一词早就被抛进了历史长河里，少有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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