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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2 都是韦宝没有想到的】


  黄立极则看的比较开,“我觉得没什么。”

  阉党的确是很看得开的。

  自从融入了这个时代之后,韦宝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杨涟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广微票拟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来,日夜兢兢,谨守我祖宗成宪,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行一二,这本却将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尽从旁落。

  至于中宫贵妃并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内言毒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聀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扰,姑不问。

  以后大小各官务要恪守聀业,不得随声附和,有抗违不遵的,国法宪典具存,决不姑息,该部知道。

  实际上,此类把锅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启元年十月,刘宗周弹劾魏忠贤时,天启就说:朕自登极以来,遵守祖宗法度,讲学勤政,并无宴游等事。

  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当重治,姑从轻罚俸半年,以后堂上官还著督率司属各修职业,毋淂沽名奏扰。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弹劾魏忠贤,熹宗回复:言官互相攻讦,骋辩求胜,何得无端牵引。章允儒阁揭申救,讲筵奏请,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从私挠?降处允放,各官并推典阁臣,悉朕亲裁,何人厄逐?本内所言交结陷害等事,有何实据?凭何见闻?着周宗建从实回将话来,该部知道。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话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乃尚牵连揣度,委于风闻,好生恣臆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该部知道。除去刘宗周、周宗建因与杨涟弹劾得程度及内容有所区别,而导致得圣旨指责轻重、内容不同外,大体都是不差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仅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无法导致天启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颠倒,其本质原因还是东林内讧和魏广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这当然也远远谈不上所谓的下大棋,还是熹宗宠信的近侍结交大臣进行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对东林的态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时为魏忠贤主笔者数人,世传赵鸣阳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为汶上举人,而郭万程曾受业其门,当杨左之逮也,郭私为营救于内,忠贤意亦将释,而傅应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语,故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惧祸潜逃。

  从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东林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贤本人,而是积极为其筹划的,天启初年被东林排挤,或者和东林反目成仇以及投东林而不被接纳的那批人,借杨涟《二十四罪疏》这个茬开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交结东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驱逐东林。

  而这批人则出主意,必定要弄死东林,自己才好上位,内外勾结,才会有东林党祸。所谓的初,忠贤积恨东林诸人,数论其罪,实于三案及京察、封疆无预也。群小欲籍忠贤力为报复地,驱除异己,遂籍此数事一网罗之,清流之祸,此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阴谋论,很符合明粉们所谓的如果不是崇祯即位,换个人上,明朝都不会亡这种奇谈怪论,而这种奇谈怪论发明的背后则是明粉们对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对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覆灭的惋惜,但他们通过各种奇谈怪论,发明历史,各种打着阴谋论、人性分析来占据舆论,显然是犯众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发现,天启的法子崇祯都用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

  崇祯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废除厂卫,就是不收商税,就是不用太监,就是十七年年年众正盈朝。

  宣府年例银每年299156.7两,天启六年发8000两,七年发120000两,拖欠470313.4两。

  大同年例银每年450630两,天启六年发11488两,七年发137400两,拖欠752372两。

  山西年例银每年206300两,天启六年发29000两,七年发74000两,拖欠309600两。

  延绥年例银每年433739两,天启六年发62470两,七年发173144两,拖欠631864两。

  宁夏年例银每年133795两,天启六年发32072两,七年发99629两,拖欠135889两。

  甘肃年例每年197588两,天启六年发42291两,天启七年发86036两,拖欠266849两固原、下马关年例188191两,天启六年发105195两,七年发70089两,拖欠201098两。

  蓟州年例银每年426871两,天启六年发244976两,七年发157247两,拖欠451519两。

  密云年例每年365391两,天启六年发169258两,七年发151000两,拖欠410524两。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两,天启六年发91693两,七年发105000两,拖欠383039两昌平年例每年140232两,天启六年发115681两,七年发53000两,拖欠111783两。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两,天启六年发65996两,七年发46269两,拖欠180925两。

  天启七年七月丙戌,巡抚山西牟志夔题:冲边缺饷难支,乞发京运以保危疆。

  得旨:览奏,三关京运累年缺额数多,即天启六、七两年欠军饷多月,而西路抚赏尤为无措,饥军待哺,边储仰屋,将何以济。著该即将六、七两年春、夏二年原题京运欠数速行措发,以称厂臣竭虑筹边抒画恤军之意。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陕西巡抚胡廷宴疏言: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外。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乞将前欠银两速发,以奠危疆,报闻。

  天启七年十月丙申,甘肃巡抚张三杰疏言:平镇二千里长边,处处临外。以京运言之,节年累欠至七十余万,天启六年年例尚该银一十五万余两,西安等处欠银自天启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万两。西兵利于马战,而库如悬罄,乞借给十万金以济。旨令带运欠数著户部上紧拨发,民运欠数行抚按查催,勒限完解,马价银两并与确核。天启七年七月壬午镇守宣大太监葛九思题:宣镇缺粮数月,乞亟催二运,以杜脱巾。

  得旨:览奏,宣镇戍军待哺数月,向赖厂臣指纵节发京运以救湏臾。今京、民二运积欠二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饥军将何接济?着该部将京运不拘何项,先行凑发,以济然眉。其民欠着该镇抚、按速咨该省直抚、按严立考成,以完欠数目定大计,黜陟务守催额欠前解该部,都如议速覆行。

  崇祯元年三月壬午,三边总督史永安会同巡抚延绥岳和声、巡按李应公合疏言: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间有脱衣鞋而易一饱者,有持器具贸半菽者,有马无刍牧而闭户自经者,有饿难忍耐而剪发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酿,脱巾之変立生,此延镇缺饷之难也。

  因臣部匮乏,或缺饷五、六个月,或至三十个月,岂不是二年半!

  上问:三十个月是哪里?

  臣对:是延绥。

  东林有两大渊源,一是地方书院讲学,二是万历中期朝廷斗争中反首辅的官员,特别是吏部官员。

  要说阶级代表性,那和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没啥区别,地主阶级、商人而已,带不了一个“大”字。

  另外还要考虑它的地域性问题。

  其实万历时期的各地官员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说东林“代表江南”,然而东林党的大本营在常州,一边有统合苏州人的昆山党,一边有浙党,皖南还有个宣城党。

  可谓四面环敌。

  谈迁《枣林杂俎》: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峻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

  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经济史上所谓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隶的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五府、太仓州与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三府,统共八府一州之地。显然东林连狭义的经济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别说代表全国的地主阶级了。再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缪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国桢一个浙西湖州人,来参加东林都被常州府江阴县人缪昌期说成是“久弃乡曲”背叛家乡,可见真东林所出的地域范围是很狭窄的。当然,东林初起时又有以讲学会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么除了常州一带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称为“东林”的官员又是什么来头。

  文秉《先拨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晋人、江西人是东林的传统盟友,不过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齐人经常联合浙人,与楚人并称三党,但楚人也曾经与东林合作。

  黄尊素有句话说的很清楚:晋人争巡抚,先生语太宰曰:“秦、晋、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变,参卹典而关中之人心变,再使晋人心变,是一鬨而散之局也和秦、晋、江西“同舟”的是谁。

  就是狭义的“东林”在政治上的势力。

  这个真东林不过是诸多派系中的一个而已。

  既然秦人和东林经常站一条线,什么“西北多加赋东南不收税”的荒谬性就更明显了,否则他们还不自己打破头。

  一般而言,对党争中派系成员的描述可以分两种的,一种是自己表示的认同,另一种则是政敌的划分。

  很多人自己没有去东林书院讲过学,东林人也没有说过他们是东林,但在政敌眼中他们就是一伙儿的。

  至于阉党炮制的那些东林名单,更是以罗织罪名的方式,把反对自己的人都挂进去,最后扩大化到连顾秉谦都上了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派系分野。

  东林党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阉党就是皇帝的爪牙吗?

  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数不胜数。

  阉党里面的江南士子不见得比东林党少。

  阉党里面官职最高的两个人,大学士顾秉谦、礼部尚书周应秋,一个是昆山人,一个是镇江府,都是根正苗红的江南人。

  甚至可以说,明朝末年无论东林党还是反东林党的人,主干大多数都是江南人。

  一大群江南地主,凭什么阉党里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对江南财阀,东林党里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

  动不动就是什么江南财阀的代言人,只能说见识浅薄。

  狭义的东林党指和东林书院有关的在野及当朝的人员,这是正统东林人比较认可的。

  广义一点的东林党可以指齐、楚、浙三党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后世有些历史学家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再广义一点,可以说是反对阉党之人,广大网友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最就明亡之后东林党殉国人数来说,并没有辱没读书人的称号。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发就投降的是京营。

  身负崇祯信任,负责守城却直截了当开门投降的是太监曹化淳。

  先投李自成,再投后金的是吴三桂。

  革鼎之际,事多难言,只盯在钱谦益,用一些子虚乌有的水太凉、头皮痒的段子来娱乐,没什么意义。

  后世很多人谈起大明,对于东林党都颇多非词,对于阉党等批评得没那么痛心疾首。

  爱之深,责之切。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于东林党的一些行为非议颇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若是不天天党争来、党争去,东林党、齐党、楚党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帮助明朝重新振作的。

  但是他们这些读书人没做好,所以恨铁不成钢,所以骂东林等一批人因为党争耽误了大局。

  那为什么不骂阉党呢?因为懒得骂。

  说顾诚在《南明史》里为什么对史可法几乎是指着鼻子骂,对于那些真正投降卖国之人,如四镇和左良玉部,言辞反而没那么激烈。

  不是顾诚要故作反动,而是他认为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没做到,所以顾诚怒其不争、哀其无能。

  东林党的确不全部是善男信女。

  他们非议东林是因为觉得东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有争议,不骂阉党是因为他们觉得阉党是垃圾这件事没争议。

  大明版共济会,怎么可能是“善男信女”呢?

  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党同伐异的斗争手段。

  所谓有斗争意识,指的是东林党掌控政权的终极目标。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这个东林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

  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顾宪成和东林党。

  历史的真相,恐怖如斯!

  那么这个可怕的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

  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叶向高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顾宪成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的平民,他在暗中操纵着一切,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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