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92 九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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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定都北方的大一统王朝来说,怎么确保南方不闹独立呢,或者说无法闹独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个手段,海贸意味着巨额的金钱,有组织的团体,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还有与海外势力的频繁接触,一旦有变,都会导致帝国市区失去最大的钱袋子,进而导致整个帝国的覆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海商集团从海外拉几千雇佣兵,本地水手发放武器有个两万人,乘大船入长江,分兵两路截断漕运,围攻南京,会有啥后果。
都知道大明北方就指着漕运吃饭,在南方的军队又基本是渣渣,古代军队机动性又慢,从北方调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过来,黄花菜都凉了。
“八处,八处通商口岸!就这么说定了!九百万两纹银,五日内交给内帑。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和李公公商量吧。”魏忠贤说罢笑着拂袖而去,不想再和韦宝磨嘴皮子了。
魏忠贤和韦宝两个人之前的不愉快,似乎也在魏忠贤的笑容中淡化了。
韦宝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一下子控制了八处港口,非常牛叉了,这就等于一下子给宝军弄了八个根据地。
而且,有海港的省份,等于有了天地会的强大势力。
水师虽然不如步军那么管用,对陆地的威慑力那么的大,但毕竟也是军队啊。
李永贞笑着拍了拍韦宝的肩膀:“韦爵爷,很可以了!八处通商口岸,这得是多少银子啊?别说三十年,你三年就能回本!九千岁对你够可以的了。”
“李公公,要不然你去包这个买卖吧,我看你三年怎么回本?大明一个通商口岸的时候,一年的税银不超过五万两,八个也才四十万两上下,十年不也才四百万两银子不。”韦宝苦着脸道。
李永贞呵呵一笑:“那是明面上的,台面底下,可绝对不止这么点银子,更何况被你韦爵爷一家垄断了之后,以后大明各地的士绅大户,再想囤积居奇,得先问过你韦爵爷!可能三年回本有点夸大其词了,但你绝对不用十年回本。”
“李公公啊,能十五年回本,我都高兴的很了,最关键,我一次性要拿出九百万两纹银,我上哪儿拿出来啊?还有,官场上的事情谁说的清楚?银子我拿出来了,过不了几天,把我海防总督衙门拿走,过河拆桥,我找谁去啊。”
李永贞被韦宝气的发笑了,韦宝还真的是奸商嘴脸,“韦爵爷,你在开玩笑吧?你这是和九千岁说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出尔反尔。而且,陛下收了你的银子,下了圣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若是反悔,陛下不等于失去了信用吗?你觉得可能吗?你真的当是农户做买卖啊,想到一出是一出。”
“李公公,我可没有这么说。咱不说那些事了,回头我整理好开放哪些通商口岸,把名单给你吧。现在最关键我弄不来那么多银子,九百万两银子啊,等于大明一年多的赋税银子了。”韦宝再度大吐苦水。
韦宝知道一旦定下来,皇家是不会反悔的,最关键过两年,魏忠贤和朱由校都得挂,到时候自己定下来的新政还能不能继续,就真的不好说了。
“那是爵爷自己的事情,我就是个办事的老奴,别的也管不了啊。”李永贞道。
韦宝知道和李永贞说再多也没用,闲聊几句,拱了拱手道别。
九百万两纹银虽然很多,但是对于韦宝来说不算什么,天地会的翅膀已经硬了。
韦宝现在要做的是,与英国公张维贤商量一下,听听自己老丈人的意见。
其实韦宝对于张维贤的意见并不看重,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不告诉张维贤一声不好,张维贤肯定会生气。
张维贤这个人,在韦宝看来还是很平庸的,就是一般性的贵族。
张维贤之所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宫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张维贤的能力有多强。
因为英国公府世代都与皇家关系很亲近,世世代代下来,英国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然而,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
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商业的害处。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救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
广东官员如此做法,明显是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它标志着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从此进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新时期。
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
西洋人心怀叵测,难以揣度。
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时局混乱,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
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
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东南亚、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在当时并不重要。
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实际上颇有争议,《觚剩续编》称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并没有说是走私。
海述祖出海一事,时人皆知,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琼州。若是如此,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说: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100万两。
据说占南宋岁入20%,即便考虑到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很少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闽浙士绅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
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
清朝土地兼并历朝历代第一,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
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
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
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
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实是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
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没有影响,绝对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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