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四章 瑞典老人的预言(二)

2007年冬天，他们谈起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话题。

        梁晓秀说，她发现在这些年欧洲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没有活力，死气沉沉。她常想一个问题：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现在还处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前沿；欧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曾涌现出无数杰出人才。凭着这些优势，欧洲完全可以在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独领风骚。但相反，欧洲经济已经或正在呈现出老态龙钟的神态。这是什么原因？

        老人的回答很干脆：“欧洲在睡觉，欧洲现在处于冬眠状态。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20多年，欧洲什么时候会苏醒，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变化，现在还看不清楚，谁都没有答案。”

        “欧洲这样发展下去，肯定要落在中国后面。”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就是结果。也就是说，中国肯定会超过欧洲。”

        “这可能也是自然规律，就像一个人，有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如果说中国现在处于青年成长时期，那么欧洲就正处在老年修养时期。”

        “梁小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我认为，欧洲现在这种局面是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造成的，一时难以改变。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0倍。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领先20年左右。欧洲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中国的教育水平。欧洲的国民素质也普遍高于中国的国民素质。这些因素使欧洲有一种优越感。长时间的富裕、安逸的生活消耗了人的意志，抹掉了人的干劲，人们只图享乐而不想再费心思去开拓新的生活空间。这就是欧洲的现状。”

        “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我只补充一点：欧洲太民主，好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们总是讨论，争执不休，浪费了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后，却一无所获。你看，欧盟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2009年5月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尼尔斯表情认真地对梁晓秀说：“现在是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的时候了。”

        梁晓秀一时感到诧异，问道：“学什么呢？”

        “许多东西。首先是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令欧洲羡慕。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所以欧洲需要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发展经济的做法。”

        “可是中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欧洲高度发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说学习，中国应该继续向欧洲学习呀。”

        老人看了她一眼后说：“这是重要的一面。但另一面，你看欧洲的效率多么低！中国政府每天都在考虑怎样发展经济，怎样把好的经济政策化为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行动迅速。反观欧洲，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政府每天都在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争吵着，辩论者，他们的‘长处’就是纸上谈兵，他们制定的经济政策难以贯彻下去。当中国工人热火朝天地工作时，欧洲的工人却在享受着高福利带来的优越工作环境和条件，他们已经养成了只想享乐不想吃苦的不良习惯。当然，欧洲的经济速度不可能赶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客观因素决定的。但欧洲的经济发展缓慢也有许多人为因素。比如罢工和游行，在欧洲很流行。罢工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如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欧洲的工会势力非常大，政府都难以左右。但是罢工和示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给民众带来更多的不便。欧洲的政治家和民众缺乏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的那种干劲、耐力和精神。这是问题所在。”

        尼尔斯的话听起来有一定道理，梁晓秀问道：“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将来有一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后，人们的干劲是否就会松懈，人们是否也会变得懒惰呢？除了经济方面，你认为还有哪个方面欧洲需要向中国学习呢？”

        “好多方面。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欧洲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现在却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欧洲现状的发展道路。欧洲的政客们在批评中国的社会制度时，他们哪知道中国的社会制度有着欧洲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出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能办到吗？根本办不到！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还需要时间认真考虑。待我有明确答案时，我会告诉你的。”

        “看来，高度集中是一个优势。”

        “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欧洲现在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即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中国政府提倡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那将是对全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不仅值得欧洲学习，还值得全世界学习。

        “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非常奏效。在过去的历史中，非洲许多国家是欧洲的殖民地，长期受到欧洲的盘剥。可是现在，欧洲为非洲都做了些什么呢？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大的贡献。而中国却为非洲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得到非洲大陆的广泛称赞。在拉丁美洲也一样，美国和欧洲为拉丁美洲做了什么？中国外交在拉丁美洲的成功，使得拉丁美洲越来越靠近中国。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和时间将会证明这一点。这一点不值得欧洲学习吗？

        “西方舆论经常谈论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可是中国在海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再看看美国，看看欧洲，看看北约，他们用于战争的钱花掉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战争不是万能的，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并不能靠战争来解决。在欧美忙于战争时，中国在埋头发展经济；在欧美撤出军队时，中国派出工业、贸易团队进入。中国是何等聪明！经济才是根本。可惜欧洲好像不大明白这个道理。”

        “你点到了问题的本质。”

        “现在我还想说说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值得欧洲好好学习，但遗憾的是，欧洲根本就学不了、学不会中国的文化。中国5000年的文化包罗万象，我只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尊老爱幼，等等，欧洲人不懂或根本就不接受这种文化。”

        “文化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再单独找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吧。”

        尼尔斯老人多次和梁晓秀提到中国的教育和医疗问题，一次他对梁晓秀说：

        “梁小姐，你问过我好几次我对中国教育和医疗的看法。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提不出有价值的观点。我知道这两个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我只能提出粗浅的观点，没有任何权威参考价值。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教育和医疗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解决教育和医疗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正在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妥善解决教育和医疗问题。”

        梁晓秀接过他的话说：“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多困难。比如，我们的教育资金投入还不足，医疗条件还不够好。此外，还有许多人为因素制约着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国情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听了梁晓秀这番话，尼尔斯不紧不慢地说：“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教育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做得最好，是全世界的楷模。欧洲做得也不差，值得中国学习。

        “良好的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就是说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一代又一代人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才是人类的进步。高质量的生活来自高质量的教育。所以，在教育上一定要舍得投入，最终才能得到高回报。

        “人类生活的幸福当然还取决于健康，而良好的医疗体系则是保障人们健康生活的重要手段。欧洲的医疗水平高，医疗条件、医疗体系完善，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这方面值得中国学习的内容很多。”

        “你说的是实情，”梁晓秀说，“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固然可嘉，但解决难题却是一件极难的事情。这需要时间，需要探索，需要实践；而中国的国情又多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尼尔斯说：“我理解中国人口众多，治理不易。但只要有行动，就有希望解决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遇到了多少难题？有些难题比现在面临的问题要困难得多。中国不是都解决了这些难题吗？难题和挑战永远伴随着发展的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贫富差距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造就了一批富人，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欧洲舆论对此颇有微词。一次，就这个话题他们两人展开了讨论。

        梁晓秀问：“你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怎么看？”

        老人的回答很简洁：“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正在着手解决这问题。我相信中国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后果？”

        “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进而引起社会动荡。”

        “欧洲也有贫富差距，但社会稳定，并没有造成动荡。为什么呢？”

        “欧洲的情况与中国不一样。欧洲的富人极少，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而贫困人口相对较少。中国则不一样：富人数目增长较快；中产阶层的数目还不够庞大，经济实力还有限；贫穷人口数量还比较大。所以，中国需要抑制富人增长的数目，扩大中产阶层人口，大力减少贫困人口的数目。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就应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越早，对中国的发展越有利。”

        梁晓秀说：“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世纪难题或者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的一些富人确实很富有，而穷人又特别穷，两极分化现象很明显。欧洲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而中国的城乡差别巨大。城市高收入群体占据着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而农村低收入群体则根本就没有这些资源。总之，问题非常多，解决这些矛盾是很棘手的。”

        尼尔斯不紧不慢地说：“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能否缩小贫富差距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而稳定，在任何时候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头等大事。”

        梁晓秀在欧洲经常听到欧洲人谈论西藏问题，一次她问尼尔斯：“欧洲人似乎有西藏情结，他们怎么对西藏那么感兴趣呢？”

        尼尔斯回答说：“在欧洲人看来，西藏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所以他们感到好奇。其次，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对欧洲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西藏问题上，欧洲人天生有偏见，再加上欧美媒体的长期、大量的片面报道，他们就对西藏问题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他们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能改变吗？”

        “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

        “如果说，一般欧洲民众不了解实情而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么欧洲国家的政府难道真不清楚西藏的历史吗？欧洲议会议长波特林甚至呼吁，欧盟今后和中国对话时要把西藏问题列为一个常规话题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是为什么？”

        “他们当然清楚西藏的历史。他们也清楚他们改变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坚持采取这种错误的做法，其目的无非是抑制中国。”

        “那么，这种抑制会有作用吗？”

        “没用。”老人坚定地说。

        “西藏问题牵涉了中国政府的不少时间和精力。中国政府、媒体、学术界乃至民众向欧洲做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解释工作，但似乎根本就不起作用：他们就是不相信中国的说法。欧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欧洲历史上产生过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难道今天的欧洲人的智慧和判断力不如古代欧洲人吗？欧洲现在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和一流的研究人员，他们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怎么就不能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和看法呢？我真是搞不懂。”

        “不过欧洲人的这种带有偏见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中国国力的增强，慢慢淡化、慢慢消失。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0年还是50年，我说不准。但我敢肯定：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冷却下来的时候，都有被人们彻底遗忘的时候。时间会改变一切。”

        梁晓秀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在西藏问题上，欧洲的舆论一面倒，一致批评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欧盟成员国都持与中国相反的观点。据我分析，有这样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受美国政府的影响。美国说的话，欧洲往往附和。二是，美国媒体对世界舆论有重大影响，欧洲媒体也跟进美国媒体，在西藏问题上胡说八道。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欧美看来，两种社会制度水火不相容，不能共存。所以，他们就是要和中国叫板，就是要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在我看来，欧盟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愚蠢透顶。现在早已不是欧洲殖民世界的时代了。时代在变化，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欧洲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把自己面临的问题解决好──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指手划脚，这是欧洲目前患上的一种严重疾病。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尼尔斯？”

        老人笑了，没有作答。

        梁晓秀最不喜欢欧洲人谈论中国的两个字眼：民主和人权。

        民主和人权似乎是欧盟和欧盟国家的专利，他们每次和中国对话时总是不忘记把民主和人权这两个字眼挂在嘴边，或批评或指责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即使是最温和的欧盟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会婉转地指出，希望中国能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

        怎么改善呢？没有下文。

        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明确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是民主国家，维护人权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和人权教师，完全有资格给中国教授民主和人权课程。改善民主和人权状况，对中国而言就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这一点欧洲能帮助中国做到吗？

        2008年的冬天，他们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

        “你认为欧洲为什么总是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老人先问梁晓秀。

        梁晓秀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一是，他们以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只要提到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要挟中国；二是，他们自以为是民主和人权教师，有资格给中国上课；三是，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和文化冲突导致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此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我们先探讨一下你提出的三点看法。首先，欧洲是否能通过民主和人权问题要挟中国？”

        “根本办不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他们也许不知道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绝不会屈服于来自任何国家的压力。”

        “其实，欧洲的政治家也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欧洲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中国上课；欧洲应该首先反思他们自己的民主和人权问题。”

        “欧洲怎么反思？”

        老人娓娓道来：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锥形已经出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解读民主和人权。欧洲是民主国家，但现在的欧洲民主还不够完善：欧洲政府大把花纳税人的钱时就没有实行民主。举例说，欧盟国家大都是北约成员国，分摊北约的军费。北约向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派兵打仗，花了纳税人的多少钱？为什么不征求欧洲民众的意见？为什么不举行全民公决？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公开，透明。可是欧盟和我们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既不公开也不透明。

        “说到人权，人权的核心是什么？是让所有人有饭吃、有房住、有工作做。中国改革开放30年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最大的人权。反观欧洲，我们现在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已经直接影响到欧洲人民的生活质量。失业率，是欧洲最大的人权问题。可是直到今天，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乏力，但是欧盟至今为止也没有找到改变这种局面的良策。欧洲应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冒充教师去给中国人上课。

        “下面再谈第三个问题。你认为，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冲突是导致欧洲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

        “这是一本书才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我只能简单概括几点：

        “社会制度：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欧洲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举例说，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欧洲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在原则问题上自然会导致不同的看法。

        “历史背景：在近代史上，中国是一个饱受压迫、侵略的国家，经济十分落后；而欧洲则是世界工业的发源地，在历史上扮演了侵略、殖民者的角色，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长达数百年。这种背景导致了双方不同的世界观。中国要重新和平崛起，而欧洲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一旦成功，将会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重新划分世界格局。

        “文化冲突：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其文化是东方色彩的文化；而欧洲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在诸多方面又有别于东方文化，其结果必然会产生某种文化上的冲突。文化是根本，文化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文化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具体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换句话说，中国追求大同世界；而欧洲文化的核心是外向型的、扩张性的、自我为中心的，因此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事实上，即使在欧盟内部，欧盟也一直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强调多元中的一体。可见，欧盟国家的文化也不是统一的，也各有特点，更何况象中国这样的东方文化呢！

        “这三种重要因素在欧洲政府和政府领导人身上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你说的这三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再深入探讨下去。我们先说社会制度问题。你知道我是瑞典人，也是北欧人。在北欧这几年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北欧才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也有一些中国人持有这种观点。事实上，在西欧也有类似的看法。其实，现在这两种制度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比如都想发展国家经济，都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欧洲所说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指中国政府控制、干涉中国主要经济领域，国家大企业垄断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行业。

        “至于历史背景问题，我们应该向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历史终归是历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还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中国很快就会和欧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至于说中国的人均收入不高，还应该看到中国的人均收入正在逐渐提高。此外，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因该比现在公布的数字要高一些。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时──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这个世界就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欧美国家就再也不会热衷于和中国探讨民主和人权问题了。

        “至于文化冲突，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以后再慢慢讨论这个问题吧。”

        “你说，‘等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时，这个世界就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欧美国家就再也不会热衷于和中国探讨民主和人权问题了。’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其实，我一直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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