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9章 弘法

“阿嚏！”

        孙绍宗独坐在书房里，刚将草稿在案上舒展开，忽觉鼻孔发痒，忙偏头转向空处，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这是谁又惦记自己了？

        是不久前才离开的北静王——王妃，还是昨天晚上阴差阳错，失身于自己的薛姨妈？

        孙绍宗揉着鼻子，不得要领的胡思乱想了一阵，这才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桌上的草稿上。

        打从入职大理寺的第二天，他就琢磨着该如何立威破局，虽说后面查案时，这威风已经立下了，可破局二字却远远没有做到。

        他要突破的，不是自己在大理寺中孤立无援的局面，而是整个大理寺在三法司中尴尬的现状。

        其实起大理寺现在的症结，无非是‘上下脱节’四字。

        虽然名为天下纲纪之总宪，但现在的大理寺其实就是个‘等靠要’的衙门，对地方官府几乎没有辖制的资本，只能等着对方主动上交疑难案件。

        偏偏地方官府，为了保住自己的政绩官声，对此又极为的抵触。

        于是这一来二去的，大理寺就如同风中飘萍，几乎没有根基可言。

        而失去实际意义之后，大理寺在三法司、乃至整个朝堂上的地位，自然也是节节下降。

        现如今甚至隐隐成了都察院的附庸，一年到头的经手的案子，倒有大半是都察院转交过来，而且只需要按照对方意思宣判就行。

        越是如此，下面的亲民官儿，也就越是不把大理寺放在眼里，于是进一步形成了恶性循环。

        要想扭转这等局面，无疑需要重新为大理寺培植根基，然后再从刑部、都察院夺回一部分权利，才有可能做到。

        其实翻看卷宗不难发现，魏益刚上任的时候，也曾想过要重新振作局面的。

        当时他主政的头一年，就先后求得三道旨意，又是让各地官员主动申报疑难杂案，又是派工作组下去排查摸底的。

        可这番举动最后却都无疾而终。

        原因么，一是出在大理寺对地方官员，实在缺乏辖制的手段；二来么，这大理寺也实在没几个精兵强将，到了地方上两眼一抹黑的，非但没查出什么，反闹了不少的笑话。

        再搭上魏益并非什么强项令，也不过就是想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已。

        见主动上报案情的旨意，未能得到地方官员的回应，而派出去的工作组，更是惹出了不少的非议，魏益当下就缩了卵子。

        自那之后，大理寺的威望进一步下挫，继而导致了今日的窘境。

        如果仔细分析魏益当初失败的原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完全寄望于皇权，却不敢触碰都察院、刑部的利益。

        结果这自上而下的风潮，也只刮起些浮沉罢了，离沙尘暴都还差了好几条街呢，就更别说是改天换地了。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在魏益头上。

        刑部就不说了，在现有体制当中，刑部处于监督地位，以大理寺这衰颓的现状，想要从刑部夺权，基本属于痴心妄想。

        当然了，若是日后形势逆转，从刑部剥夺一部分权利过来，也完全没有可能的事儿。

        至于都察院……

        虽然对大理寺，并无直接的监督权限，可人家本身就是监管百官风纪的，对文武百官的威慑力，可比顶着‘天下纲纪之总宪’，内里却并无什么实权的大理寺，要强出百倍不止。

        故而想要从都察院夺权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这些人本就是笔杆子、打嘴仗混饭吃的，真要是当面锣对面鼓的闹将起来，没个能站稳脚跟的切入点，想夺权谈何容易？

        故而孙绍宗上任之初，也曾为之头疼过一阵子。

        好在他虽然不是法院、检察院系统出身，对这一套也还算有些了解，最后从中借鉴了一些思路：

        既然夺权不易，借助皇权施压又不怎么奏效，那干脆就另起炉灶，弄一套可以顺理成章扎根地方，又符合大理寺核心职权的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也是四个字：普法下乡！

        大理寺除了稽查各地上报的疑难杂案，或者奉皇命处理钦案之外，还负有编修、宣扬律法的职责。

        前面那一摊，如今是孙绍宗掌管，却和刑部、都察院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

        后面那两部分，按理是右少卿李文善掌管的。

        不过历年来，大理寺右少卿也只是负责编修法律，对于宣传方面，却是几乎是极少涉足。

        非但如此，依照孙绍宗做治中时的所见所闻，地方官府对于普法工作，同样是消极怠工。

        因为时下流行的论点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法律只要掌握在官员手中就够了，至于那些小老百姓，懂的法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生事的讼棍。

        这种言论与思维，其实后世也还没能完全杜绝。

        好在孙绍宗也没指着能完全杜绝，对他而言，只要能借着这个由头，在三法司的职权中另辟一条蹊径，也就足够了。

        不过凭空提出要‘普法下乡’，肯定是不可行的——至少也要先找些依凭，证明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而不是自寻烦恼。

        正因如此，孙绍宗才让柳湘莲等人，查阅统计近年来，各地百姓聚众械斗的记录。

        之前他在京城为官还不觉得如何。

        等南下湖广之后，才发现民间因为争水、争田、甚至争人争气，引发的群体性械斗可说是此起彼伏。

        这一来是地方官府掌控力不足，二来也是因为大多数百姓，都只知宗族宿老，不知朝廷王法，一旦产生矛盾往往自行以暴力解决。

        只有那些实力不济，被豪强欺压了的，才会想到官府头上。

        可地方官对这等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事儿，又往往难以论断清楚，即便出面进行干涉，往往也会被认为是偏帮某一方，即便做出的裁决，也难以生效。

        当时孙绍宗就觉得，应该想法子增加官府的掌控力，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地方宗族势力随着时间推移，对官府的敬畏肯定会越来越少。

        等到地方上完全失控，那大周朝估计也就该走上末路了。

        现在入职大理寺，正好把两件事结合起来，以普法宣传的方式，尝试遏止乡间愈演愈烈的私斗之风；同时借助普法之便，在地方上安插势力，甚至趁机夺取一部分辖制的权利。

        当然，这其中的细节，肯定没那么简单，还要仔细斟酌之后，才好在朝堂上讨论。

        总之，最后只要两件事能做成一样，也就算孙绍宗没白在大理寺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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