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注释

第一章

        [1]本节史实和描述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英）韦尔斯《世界史纲》，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上海辞书出版社《世界历史辞典》。

        [2]公元434年，阿提拉与其兄共同成为匈奴王。444年或445年其兄卒，阿提拉成为唯一统治者。443年，他率领匈奴人进兵君士坦丁堡。450年入侵高卢，抵达奥尔良。451年，与罗马、西哥特和法兰克联军会战于沙隆。

        [3]请参看（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

        [4]比如（英）韦尔斯《世界史纲》即将中国匈奴人称为Huns。但（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一书译者谢焕认为中国匈奴人的英文名应是Xiongnu。

        [5]汉匈第一次和亲是在公元前200年，刘渊称王则在公元304年，其间长达504年。历史上，刘邦和刘备都曾称汉王。

        [6]以上见《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十五。另请参看（法）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新世界出版社。

        [7]见《晋书·刘元海载记》。

        [8]见《晋书·刘曜载记》。

        [9]见《晋书》之《孝怀帝纪》、《孝愍帝纪》。

        [10]见《晋书·刘聪载记》。

        [11]见《晋书·孝愍帝纪》。

        [1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13]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14]见《晋书·张宾传》。

        [15]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八十九。

        [16]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下》。

        [17]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18]以上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19]见《晋书·王猛传》。

        [20]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21]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上》、《王猛传》。

        [22]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23]见《晋书·王猛传》。

        [24]见《晋书·苻坚载记下》。

        [25]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谢玄传》。

        [26]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谢玄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

        [27]见《晋书·苻融传》。

        [28]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王猛传》、《苻融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29]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慕容垂载记》，《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30]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姚苌载记》，《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卷一百六。

        第二章

        [1]请参看顾准所译（英）林恩·怀德《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原文题为《〈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该文收入《顾准文集》。

        [2]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石椁墓中出土的双马镫，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双马镫实物，比欧洲出土的早三百年以上。冯素弗是十六国时期北燕鲜卑化的汉人贵族，死于公元41年，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北魏中期墓葬出土的陶马俑上绘有一对马镫，亦为拓跋鲜卑人使用马镫的实物见证。

        [3]以上据《魏书·序纪》，《北史·魏本纪》，《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叛）·民族卷》，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樊树志《国史概要》，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4]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5]苏维汇王国建立于公元409年，比西哥特王国早，但西哥特是第一个得到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因此这里不将苏维汇王国和公元568年才建立的伦巴德王国计算在内。

        [6]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英）戴维斯《欧洲史》。

        [7]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

        [8]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卷》。

        [9]以上请参看《魏书·太祖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范文澜《中国通史》。

        [1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11]见《魏书·太祖纪》。

        [12]见《魏书》之《清河王传》、《太祖纪》。

        [13]见《魏书·太祖纪》、范文澜《中国通史》。

        [14]见《魏书·崔玄伯传》。

        [15]次于拓跋焘的有两个：拓跋珪在位二十四年，享年三十九岁；拓跋宏在位二十八年，享年三十三岁。

        [16]见《魏书》之《世祖纪下》、《南安王传》、《宗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17]见《魏书·宗爱传》。

        [18]见《魏书·宗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1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之《考异》。

        [20]以上论述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21]崔浩对拓跋晃的态度恶劣，见《魏书·高允传》；拓跋晃与崔浩关系紧张，见《南齐书·魏虏传》。

        [22]见《魏书·崔浩传》。

        [23]以上见《魏书》之《崔浩传》、《高允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24]陈寅恪先生即认为，崔浩之死既不是因为夷夏之辨的民族问题，也不是因为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而是因为社会阶级问题。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25]见《魏书·高允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26]见《魏书·高允传》。

        [27]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同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28]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29]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30]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按：冯太后政变是在北魏天安元年（466）二月二十五日（庚申），拓跋宏出生则在皇兴元年（467）八月十四日（戊申）。因此即便拓跋宏系冯太后之子，政变时也不会怀孕。

        [31]以上见《魏书》之《任城王云传》、《李冲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

        [32]见《魏书》之《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李冲传》，同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33]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34]见《魏书·高祖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35]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37]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

        第三章

        [1]在位时间只有一年的是南齐海陵王萧昭文，两年的是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南齐郁林王萧昭业、南齐和帝萧宝融，三年的是宋武帝刘裕、宋少帝刘义符、宋顺帝刘准、梁简文帝萧纲、梁敬帝萧方智、陈武帝陈霸先、陈废帝陈伯宗，四年的是齐高帝萧道成、齐东昏侯萧宝卷、梁元帝萧绎，五年的是齐明帝萧鸾，六年的是刘宋后废帝刘昱，八年的是宋明帝刘彧、陈文帝陈蒨、陈后主陈叔宝，十二年的是宋孝武帝刘骏、齐武帝萧赜，十五年的是陈孝宣帝陈顼，三十年的是宋文帝刘义隆，四十八年的是梁武帝萧衍。以上数据根据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

        [2]十三个死于非命的皇帝是：宋少帝刘义符，被权臣所杀；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所杀；宋前废帝刘子业，被侍卫所杀；宋后废帝刘昱，被权臣所杀；宋顺帝刘准，被新皇帝所杀；齐郁林王萧昭业，被宗室所杀；齐海陵王萧昭文，被宗室所杀；齐东昏侯萧宝卷，被禁卫军所杀；齐和帝萧宝融，被新皇帝所杀；梁武帝萧衍，被叛兵软禁而死；梁简文帝萧纲，被叛兵所杀；梁元帝萧绎，被外敌所杀；梁敬帝萧方智，被新皇帝所杀。

        [3]这六个小皇帝是：宋前废帝刘子业，十七岁；宋后废帝刘昱，十五岁；宋顺帝刘准，十三岁；齐恭王萧昭文，十五岁；齐和帝萧宝融，十五岁；梁敬帝萧方智，十六岁。

        [4]见《陈书》之《后主纪》、《废帝纪》。

        [5]请参看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6]见《魏书》目录。

        [7]见颜之推《颜氏家训》。另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8]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9]见《晋书·孙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当时，孙恩军中妇女溺杀婴儿时会说：祝贺你早登仙堂，我随后就来找你。可见孙恩军实为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

        [10]见《晋书·王凝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11]见《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贤媛》。

        [12]以上事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之《桓玄传》、《刘牢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观点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

        [13]见《宋书·武帝纪》、《晋书·刘牢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4]关于京口的战略地位以及北府从广陵移镇京口的意义，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

        [15]见《晋书》之《刘牢之传》、《刘敬宣传》。

        [16]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7]据《晋书·安帝纪》，桓玄进入建康，杀执政司马元显等人，是在元兴元年（402）三月；兵败被杀，在元兴三年（404）五月。

        [18]据《晋书·安帝纪》，桓玄称帝，是在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二十九（壬辰）；刘裕起兵，则在次年二月二十三（乙卯）。

        [1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0]以上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之《桓玄传》、《刘牢之传》、《刘毅传》、《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1]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魏书·崔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22]见《宋书·傅亮传》、《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23]见《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24]据《宋书·武三王传》，刘裕七子，长子少帝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宋文帝刘义隆。

        [25]见《宋书》之《徐羡之传》、《傅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26]见《宋书》之《文帝纪》、《徐湛之传》、《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7]据《宋书·文九王传》，文帝刘义隆十九子，长子刘劭，次子刘濬，三子刘骏。

        [28]见《宋书》之《孝武帝纪》、《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9]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傅乐成《中国通史》。

        [30]见《宋书·顺帝纪》、《南齐书·王敬则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31]见《南齐书·和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

        [32]见《梁书·武帝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3]见《梁书·侯景传》、《南史·侯景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4]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5]侯景起兵在太清二年八月戊戌，台城陷落在次年三月丁卯。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7]见《梁书》之《萧坚传》、《萧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8]见《梁书·武帝纪下》。

        [39]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0]见《梁书·柳仲礼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1]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43]王复故事见颜之推《颜氏家训》。

        [44]见《南史·萧宏传》。

        [45]这个问题亦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46]见《梁书·武帝纪下》，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7]见《南史·萧宏传》。

        [48]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第四章

        [1]关于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顾准先生有详尽而权威的论述，请参看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2]关于“文化”一词的本义，见刘向《说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关于广义的道教，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3]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4]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可以采信。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5]与本书观点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创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没有佛教的影响也会诞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编《真诰》二十卷，就有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

        [8]东汉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学的口气。请参看《后汉书·襄楷传》。

        [9]见《大智度论》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

        [10]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该文附录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11]以下关于佛图澄事迹，均见《晋书·佛图澄传》，并请参看《魏书·释老志》、《高僧传·佛图澄传》、《世说新语·言语四十五》及刘孝标注引《澄别传》、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图澄条。

        [12]“和尚”是梵文“邬波驮耶”的不确切音译，也写作“和上”。上与尚都有崇高的意思，因此“和尚”也是意译。邬波驮耶在印度原为“师父”的俗称，中国佛教经典一般用于对佛教师长的尊称，后来变成对僧人的通称。

        [13]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传》。

        [14]见《高僧传·佛图澄传》。

        [15]见《晋书·佛图澄传》。

        [16]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

        [17]太平道的创立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以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标志，时间在顺帝时期；另一种认为以张角传教为标志，时间在灵帝时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18]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19]以上见《魏书·释老志》。

        [2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

        [21]见《魏书》之《世祖纪》、《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关于寇谦之建天师道场的时间，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称在424年，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称在公元425年，《资治通鉴》无记载。

        [22]见《魏书·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23]见《魏书·崔浩传》。

        [24]见《魏书·释老志》。

        [25]见《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26]见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并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27]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石窟约有二十多处，每处洞窟或数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较有名的还有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2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次数，《梁书·武帝纪》记为三次，《南史·梁本纪中》和《建康实录》记为四次，分别是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

        [29]梁武帝要求群臣称自己为皇帝菩萨，见《魏书·萧衍传》。

        [30]见《南史·郭祖深传》。

        [31]梁武帝之前，中国佛教徒往往按照小乘佛教《十诵律》规定，允许吃“三种净肉”（即不为吃肉而故意杀生之肉）。梁武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按照大乘佛教主张禁止荤腥，此为中国佛教徒完全吃素之始。

        [32]见《晋书·佛图澄传》。

        第五章

        [1]见《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2]这两路大军是：贺若弼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渡江攻下姑孰（今安徽当涂），分兵夹击建康。

        [3]以上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4]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隋书·高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5]秦始皇灭齐，在公元前221年；董卓入京，在公元189年；隋文帝灭陈，在公元589年；朱全忠灭唐，在公元907年。

        [6]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7]公元573年，陈宣帝伐北齐，江北诸郡次第克复。579年，北周攻克寿阳，又尽收陈江北之地。

        [8]见《南史·陈本纪下》。

        [9]见《隋书·高祖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0]见《南史·孔范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1]此曲也叫《后庭花》，传为陈叔宝填词，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另《旧唐书·音乐志》称：“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杜牧《泊秦淮》亦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2]见《南史·陈本纪下》。

        [13]北周武帝宇文邕攻陷邺城是在建德六年（577）正月，去世是在建德七年（578）六月。

        [14]通向再统一的道路几乎重现了秦的轨迹，这是樊树志先生的观点。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15]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16]比如《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的按语就说：“刘备与权（孙权）并力，共拒中国（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皆肃（鲁肃）之本谋。”

        [17]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在公元25年，刘曜攻陷洛阳在311年。

        [18]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19]比如刘渊始都平阳，刘曜又迁都长安；石勒始都襄国，石虎又迁都邺城；北魏都平城，后来又迁都洛阳。

        [20]公元604年，隋炀帝弑父继位，定洛阳为东都。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迁都洛阳。

        [21]所引分别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六、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22]当时中华与中夏意思完全相同，如傅奕称“羌胡异类，寓居中夏”；杜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播迁凉土”。

        [23]关于罗马，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

        [24]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罗马跟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请参看其所著《全球通史》。

        [25]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樊树志《国史概要》。

        [26]把刘裕称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是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27]见《南史·王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28]颁布占田令，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见樊树志《国史概要》；颁布占客令，是在东晋大兴四年（321），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29]如《三国志·邓艾传》即称：“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卫颎传》则称：“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又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3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31]汉代地方官与僚属之关系有如君臣，见钱穆《国史大纲》。

        [32]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及阎步克为该书所写推荐序。

        [33]史学家一般认为，南北朝社会阶层是四个。如傅乐成《中国通史》称四个阶层为世族、平民、部曲、奴隶，邹纪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称四个阶层为士人、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但这样的说法均无法体现出士庶之别，因此本书持五阶层说。

        [34]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35]《法学汇编》又译《法理汇要》；《法学总论》又译《法学阶梯》，或称《法学家指南》；《法令新编》又译《新律》。

        [36]基督教会承认的罗马帝国“大帝”只有三个：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见（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37]关于这段历史，西方史学家著述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38]查士丁尼生于公元482年或483年，死于565年，527年成为皇帝。

        [39]公元502年，梁武帝制定雅乐；505年，设立五馆；512年，制成五礼。梁武帝的制礼作乐，让北方士族都感到羡慕。

        [40]周武帝遗诏则称：“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见《周书·武帝纪下》、《北史·周本纪下》。

        [41]奉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的儒家伦理是苏绰对宇文泰的建议。他的全部主张，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称为六条诏书，见《周书·苏绰传》。另据称，宇文泰曾这样评价宇文邕：“成吾志者，必此儿也。”见《周书·武帝纪上》、《北史·周本纪下》。

        [42]梁武帝的说法见其所著《舍事道法诏》，周武帝的说法见《周书·武帝纪上》，曾经以道教为最上则见《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同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43]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四《谏周祖沙汰僧表》，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

        [44]见《周书·武帝纪上》。

        [45]见《大正藏》卷五十二。

        [46]见《广弘明集·辩惑篇》。

        后记

        [1]请参看拙著《大话方言》。

        [2]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鲁迅《北人与南人》。

        [3]见林语堂《北方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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