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3章 刚与柔

第1403章  刚与柔

        “郑皇贵妃？”

        申时行还只是七分诧异三分疑惑，王锡爵却忍不住反问了一声，然后哈哈笑道：“看不出张公竟有这般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动郑皇贵妃支持皇长子正位东宫？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无疑问，王锡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为他的语气依旧带着嘲讽，这番话也显然是在说反话。

        张诚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脸色：“王阁老，咱家是很有诚意地来说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贵妃娘娘能不能将皇三子送入东宫，于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影响么？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将来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国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阁老如今对高司徒乃至实学一派可有什么办法压制？咱家虽然读书不多，也知道这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学压不住实学，那必然就只有实学来压心学了……到时候，天底下这许多心学官员回头一看，说我心学何以落到这般田地，最后会把责任算到谁头上？”

        张诚这番话说得还真是优哉游哉，毕竟这账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头上去。心学官员最后要骂也只会骂申时行少智、王锡爵无能，断然不会有他张秉笔什么责任。

        此时申时行果然听得有些皱眉，而王锡爵却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诚还真没料到王锡爵会是这个反应，当下也有些木然。

        说起来，张诚对于政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阁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张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倒是高务实很早以前就审慎思考过，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为官风格的依据。

        高务实曾经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发生群臣与皇帝存在严重政见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礼议、国本之争等。阁臣刘健、杨廷和、王家屏引导群臣犯颜直谏，他们的气节在当时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后世评说亦不吝褒扬之辞。

        而在注意到那些与君主激烈抗争的阁臣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与刘健同时代之李东阳，与杨廷和同时代之费宏、杨一清，与王家屏同时代之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总体来看，这些人虽有谏诤之举，然态度较为和缓，主于调护。

        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这其间有无原则性？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

        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他自己“将来”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又以“乞休”、“伏阙”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与之相对，皇帝则多采取廷杖、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君臣冲突情状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劝导武宗理政，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伏阙”哭谏，武宗借故廷杖“伏阙”诸臣。刘健、谢迁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为首辅。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继位，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以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纯，凡八人下诏狱。

        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张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并牵连费宏，费宏难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所谓“委曲将顺”，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缓和谏诤姿态；

        所谓“乃克有济”，其实便是“委曲将顺”的目的，所济为何？在时事，在天下关怀，难做一定之论，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诸人以“委曲将顺”之道事君，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终究以妥协为动作，且事涉个人荣宠，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名利观念等相牵连，引发舆论毁誉不一。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锡爵奉召入阁，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大为缓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三王并封”的提议，三人皆因“出”、“处”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

        事实上，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

        其实，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避免极端于一方。

        褒之过甚，则过分偏于事功，不免于无耻，而近于功利；贬之过甚，则纯然以节气为重，不免于激越，而流于迂阔。

        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它们相互融合、制约，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

        毕竟，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阁臣若是这样做了，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

        高务实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声，珍视羽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本来明代的阁臣就并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宠信而势压同僚，却并非以身作则使人无话可说，难免会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反对者。

        昔日严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宠信最深之时，也一直都是倒严派存在。无非徐阶是暗地里的倒严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严派(注：记得高拱用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嘲讽严党聚会的话么？我记得前文中我写到过。)罢了，总之倒严派从来没有断过。

        当然，如果非要让高务实做个选择，他一贯的看法还是‘刚也好，柔也罢，终归要看目的是否达到’。

        只是，眼下王锡爵还没有经历群臣强谏而不成的挫折，因此个性明显强硬，对于张诚的“诚意”也谈不上重视，如此才有了这样的反应，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回应。

        眼看着张诚与王锡爵立刻就要谈崩，终究是申时行这位以八面玲珑著称的首辅更懂“弥缝”之道，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话进来。

        申元辅仿佛没察觉出任何一点火药味，微笑着道：“张公此来，若是带着郑皇贵妃的诚意，时行即为臣子，总是该听上一听的。”然后施施然伸手虚做一个“请”的姿势：“便请张公道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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