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夜

“假如你没看过德国人，现在机会来了。”在敦刻尔克低阶公务员埃德蒙·贝洪的耳中，这句宣告听起来冷静超然得奇怪。贝洪带着家人逃离陷入火海的城市，往南走了几英里，在卡佩尔-拉-格朗德（Cappelle-la-Grande）的瓦希尔农场找到庇护。随着战火逐渐蔓延，瓦希尔一家和他们的客人躲进马厩，希望多一层保护。现在是六月三日下午三点，瓦希尔透过马厩门缝往外窥探，不时发布实况报道。

        贝洪也来窥探。穿着绿色制服的士兵覆盖着南方的原野：奔跑、伏下、起身、屈膝，不断挺进。但是他们没有冲进瓦希尔农场。部队抵达农场边缘后猛然左转，避开一条淹水的壕沟，继续朝北边的敦刻尔克前进。

        汉森中将（Christian  Hansen）的X军团由南边包抄，下午三点半，第六十一师经过瓦希尔农场，直接占领卡佩勒城。到了晚上，来自东南方的第十八师夺下港口以南一英里处的一座古老地标刘易斯堡（Fort  Louis）。另外，斯图卡也帮忙削弱了东边两英里处的另一座小堡垒。

        更东边的法军也逐渐瓦解。梅侬上校的第一三七步兵团终于在泰泰冈败下阵来。到了此时，第一营只剩下五十名弟兄了。一名机关枪手同时操作两把枪，甚至从地上捡起废弃的弹药充填。被阻拦了几乎整整两天之后，疲惫的胜利者如今加入其他德军部队，往港口汇聚。

        法加尔德将军投入一切剩余力量：三十二师仅剩的弟兄、佛兰德斯强化部队的海岸防卫队、二十一师训练中心的留置人员，以及他自己的流动工作队。无论如何，他成功阻挡了德军，不过敌军的机关枪子弹如今已啪啪地打在罗桑达埃勒郊区的树上。

        对皇家工兵团的奈特上士来说，命运似乎即将走到终点，不知怎么的，他错过了跟最后一批远征军一起撤离的机会。现在，他跟同队另外四名弟兄躲在罗桑达埃勒的一座地窖里。他们有卡车、武器和许多食物，但是德军炮火猛烈，奈特觉得就算撤退计划还没结束，他们也永远到不了港口。

        正当这一小群人准备认命投降时，同样躲在地窖里的两个比利时平民开始讨论要偷偷越过防线，溜回他们在斯皮凯附近村庄的农场。奈特听着他们说话，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通往港口的道路也许被阻断了，但是何不换个方向走？何不溜出德国陆军的包围圈到索姆跟盟军会合呢？

        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如果比利时人能带他们走羊肠小道顺利溜出敌军阵线而不被发现，奈特就载他们一程。奈特相信德军只会走大马路。一旦穿越封锁线，要到索姆就不会太难。

        他们在六月三日黄昏出发，在往西南方向出城的小路上颠簸前行。他们连夜赶路，靠比利时人以及从路过的修车厂取得的地图指引方向。

        四日黎明他们抵达斯皮凯附近。他们让两名比利时人在此下车，得到最后的指点后，继续往西南方向行驶。他们还是走乡间小路，而当小路似乎也危机四伏时，就暂且躲进田野里避避风头。接近傍晚，他们突然交上好运。路上出现一支德国车队，阵中车辆全是德军缴获的战利品。他们跟在后头，成了车队尾端的最后一辆。

        他们就这样开了二十到二十五英里，途中只出现一次惊险状况。一名骑摩托车的德军负责护送车队，他一度逆行，确保没有丢失任何一辆卡车。奈特觉得多一辆车也同样令人起疑，于是减速慢行，远远落在后头，让自己看起来不属于车队。等到摩托车回到正常的领队位置，奈特再度跟上。

        六月五日是周三，卡车终于抵达索姆省的阿伊（Ailly）。英国大兵又交上一次好运：一条小桥依旧完整无缺。尽管这不是公路桥梁，只是牲口的过道，但这就足够了。奈特用力踩下油门，高速冲进盟军阵地。

        在敦刻尔克，没有其他人如此勇于冒险犯难。所有人都相信六月三日会是最后一夜，三十二号棱堡的气氛阴郁而沉重。已经没有饮用水，医疗队的绷带也用光了，而且通信时常出现故障。“敌军抵达市郊，”阿布里亚尔在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发出最后一段讯息，“除了M码之外，我预备烧掉所有密码本。”

        下午四点，拉姆齐将军的救援船队再度出动。和往常一样，大型船舰——驱逐舰、海峡轮船、最大型的明轮蒸汽船——集中在东面防波堤。但是这一次将大幅强化海军岸勤小队。布坎南中校负责指挥，他的手下有四名军官、五十名水兵，以及好几位信号员，外加四名法军军官协助沟通。幸运的话，拉姆齐希望在晚上十点半到凌晨两点半之间，从防波堤撤走一万四千名部队。

        扫雷舰、斯固特和小型明轮蒸汽船则集中在防波堤对面的西岸码头：大批法国士兵前一天晚上就是在这里空等了一夜。这支小型船队可以接走五千人。还有二十几艘工作艇、汽艇，以及其他各式小艇将再度深入港口，抵达大船到不了的地方，把找到的士兵接驳到停在港口外的“蝗虫号”（Locust）炮艇上。

        阵容日益庞大的法国渔船船队将负责菲利福尔码头，以及一直到最西端的整段外海防波堤，并且最后巡视玛洛海滩。这些法国船只很晚才加入行动，但是现在似乎无所不在。

        所有人都相信今晚必定是最后一夜。拉姆齐为了确保没有意外转折，向海军总部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电报：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海军作战任务中，历经两周的强大压力与九天的行动之后，全体指挥官、军官以及船东都在崩溃边缘……因此，假使任务必须延长到今夜以后，我在此郑重强调，行动必须由全新的人力执行，而因换手而导致的延误必须予以理解。

        所言属实，但是很难从再度浩浩荡荡穿越海峡的船队看出端倪。“惠特榭号”驱逐舰出发了，船上的口琴乐队在前甲板上吹奏乐曲。“美人鱼号”舱式游艇的船组人员，包括一名中尉、一名司炉、一名休假中的空军炮手，以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后者平常在朴次茅斯港帮忙照料纳尔逊将军（Horation  Nelson）的总司令旗舰“胜利号”（Victory）。“马尔堡号”汽艇少了两名志愿工作者（他们只有周末有空）但是来了两位同样利落的替补人手：一名退役上校，以及一位据说开枪百发百中但目前负伤的陆军军官。

        “麦尔坎号”驱逐舰看来尤其光鲜亮丽，为了那场从没开成的庆祝晚会，船上军官还穿着他们的紧身夹克。拖着十四艘小艇的“太阳四号”拖吊船，仍由拖船公司老板亚历山大负责指挥。再度载着韦克沃克将军的“MTB102号”鱼雷艇，则插上由红条纹桌巾做成的少将旗帜。

        韦克沃克在晚上十点抵达东面防波堤，发现今晚有许多法军在那里等待，总算放下了心上的大石。不过，风向和海潮又来作对，他无法停靠防波堤边。十点二十分，“惠特榭号”载着布坎南中校的岸勤小队出现时，同样运气不佳。其他船只也无法靠岸，海上交通在港口入口处严重堵塞。

        将近一小时过去后，韦克沃克成功在岸边绑上绳索，让岸勤小队开始行动。十一点半，登船作业终于顺利展开，不过已整整浪费一个小时。原本计划四小时内完成的工作，必须压缩到三个小时。

        幸好德国空军已把注意力转向巴黎。今晚炮火微弱。许多火炮也已转移到南方，屈希勒尔的先遣部队太接近岸边，他的炮弹部队担心击中自家的步兵。防波堤上的英军岸勤小队可以听见城里的机关枪炮火声。“快点，快点，”当法国大兵笨手笨脚地登上“麦尔坎号”时，一名水兵吼叫着，“快点，该死的，动作快点！”

        泰勒将军的小型船只舰队钻进港口深处，抵达菲利福尔码头。将军本人搭乘陆军总部的“马尔堡号”快艇率先到达，以便安排士兵的登船行动。他以为有好几千名法军在那里等待，但是到了之后却发现码头空无一人。最后出现三百到四百名法国水兵，他们表示码头一带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不过，由于泰勒率领的是小型船只，这些水兵就已足够。绝大多数小船只能容纳四十人以下。“美人鱼号”人满为患，舵手被挤得看不清东南西北，必须有人拉开嗓门，压过鼎沸的法语交谈声来为他指引方向。

        泰勒指挥最后一批水兵登船时，不到半英里外开始传来德军机关枪的嗒嗒声。没时间耽搁了。他把最后一批人员塞进“马尔堡号”，在四日凌晨两点左右开船。为了闪躲在港口内疾驶的众多小船之一，“马尔堡号”擦过一块倒下的大石，两组推进器和船舵全都撞坏了，最后被一艘由多米尼加修道士驾驶的“古勒札尔号”大型游艇拖回英国。

        意外事故层出不穷。没有人熟悉这座港口，而唯一的光源是此刻吞噬着滨海建筑的火焰。朴次茅斯海军司令的驳船撞上一堆碎石瓦砾，被船员弃置；“翠鸟号”拖网船遭到一艘法国渔船冲撞；“凯利特号”扫雷舰在西面防波堤搁浅，后来被拖吊船拖走，不过它受损严重，无法继续使用。韦克沃克决定让它空船回家——在这人仰马翻的夜晚，它是唯一没有派上用场的两条船之一。

        将军本人搭乘“MTB102”在港口四处穿梭，忙着调度船队。菲利福尔码头清空了，东面防波堤也在掌控之下，但是防波堤以西的短码头出现状况：法军的三十二步兵师似乎全挤在这里。凌晨一点四十五分，韦克沃克指引一艘大型运输舰以及随后的“君主号”邮轮，过来帮忙接运人群。

        在短码头上，特鲁普中校搭乘陆军总部的“燕子号”小艇上岸，看着眼前的混乱，立刻任命自己为码头指挥官。他最大的麻烦是个老问题：法军拒绝与自己的小队分开。在一名法军参谋官萨多米上尉的帮忙下，特鲁普强烈要求法国大兵暂时忘记自己的编队，两个小时后，所有人会在英国碰面，所以现在随便上哪艘船都好。他们似乎听懂了：大型的“汀瓦尔号”靠岸，半小时内接走四千名大兵。

        六月四日凌晨两点，两艘小型的法国鱼雷艇“VTB21”及“VTB26”轰隆隆出港。阿布里亚尔上将及法加尔德将军正带着参谋人员离开。在他们身后，三十二号棱堡的巨大铁门敞开，无人看守。里头只剩下一堆被砸烂的密码机和烧光的蜡烛。

        两点二十五分，停在港口外的“蝗虫号”炮艇从泰勒将军的小船接过最后一批部队。舰长考斯托巴迪少校已完成任务，想必很想立刻冲回多佛。但是船上还有空间，于是他转往东面防波堤，又接了另外一百名士兵。“蝗虫号”客满了，他终于满意地返回英国。

        两点三十分，最后一批法国船只——由波堤少尉指挥的拖网船队——从港口最深处冒了出来，船队塞满刚从战场退下来的部队，朝多佛出发。

        两点四十分，在风笛声的鼓舞下，“麦尔坎号”驱逐舰松开了系在东面防波堤的缆绳。二十分钟后，最后一艘驱逐舰“快递号”满载离开，乘客包括布坎南中校的岸勤人员。

        三点，防波堤西侧的短码头仍然挤满了法国大兵，特鲁普中校忙了一整夜，但是码头上还是不断涌入新来的士兵。现在，最后一艘大型运输舰已经走了，特鲁普在等一艘事先安排好的汽艇。这艘汽艇预计三点来接他以及法军三十二师的卢卡斯将军（Lucas）和参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完全不见汽艇的踪迹——这并不让人意外，在这样一个夜里，有上千种事情可能出错。

        三点零五分，特鲁普开始担心了，这时，陆军总部的工作艇“鸽子号”恰好路过。奇迹般地，这是一艘空船，正在港口进行最后巡视。特鲁普大声吆喝，船上的加贝特·穆哈伦中尉把船只靠过来。

        当卢卡斯将军准备离开时，上千名法国士兵排成四列立正站好。他们显然会被抛下，再无逃脱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个人打乱队形。他们肃穆地站着，一动不动，钢盔上映照着闪烁的火光。

        卢卡斯和他的参谋走到码头边向后转，喀的一声并拢双脚，向士兵们最后致敬。然后军官再度转身，顺着长长的绳梯往下爬，登上等候的船只。特鲁普随后上船，三点二十分，加贝特·穆哈伦中尉发动引擎，迅速驶离港口。

        最后一批船只离开敦刻尔克时，一支奇怪的队伍正准备悄悄溜进港口。“猎人号”驱逐舰带头，后面是三艘古董货轮，而“MTB107快艇在两侧照应。丹杰·菲尔德上校再度试图在入口处凿沉船只，借此堵塞港口的出入口。这支小型船队朝指定地点前进时，最后一批救援船只疾驶而出，激起了强烈涡流，把它们颠得左摇右晃。“MTB107”的舰长喀麦隆上尉不禁思索命运的捉弄，让他——一名生活稳定的四十岁律师——在这场旷世大戏中插上一脚。

        突然一声爆炸。敌机显然在海峡埋了水雷——这是德国空军的临别赠礼。第一枚没有造成任何损伤，但是第二枚在领头的“古尔科号”堵塞船的船底引爆，几乎立刻将它击沉。两艘快艇捞出落海的生还者，其余的堵塞船继续前进。不过现在只剩下两艘船了，任务势必更难完成。

        堵塞船缓缓深入港口时，“猎人号”最后一次造访东面防波堤。“快递号”离开时，防波堤差不多被清空了，但是如今又开始出现人潮。四百多名法军跌跌撞撞上船，包括敦刻尔克驻防区司令巴泰勒米将军（Barth  élémy）。三点二十分，“猎人号”终于起程，它是最后离开敦刻尔克的英国战舰。

        但它不是最后离开的英国船只。当丹杰菲尔德上校的两艘堵塞船抵达指定地点，还有几艘汽艇钻出港口。堵塞船打满舵，企图与海峡呈直角排列，但是潮水和洋流同样太强烈了。和前一晚一样，这次行动大致上失败了。在附近逗留的接走了船组人员。

        如今，天将破晓，喀麦隆上尉决定开着“MTB107”绕行港口，看看最后一眼。九天以来，港口遭到炸弹轰炸，枪炮声震耳欲聋，巨石崩裂，整个乱成一团，现在突然间成了鬼蜮：沉船的残骸、被丢弃的枪炮、空荡荡的废墟，以及在码头和东岸防波堤上无望地静静等待的大批法国士兵。没有什么是一艘形单影只的小汽艇可以帮忙的，喀麦隆哀伤地掉头回家。“整个场面，  ”他后来追忆，“弥漫着一股终结与死亡的气氛，一场大悲剧正在落幕。”

        不过，还有一群英国人留在敦刻尔克，其中一些人还活得好好的。因伤员而被抛下的兰利中尉，现在躺在城郊的十二号伤员处理站。这座处理站（其实是个野战医院）设置在罗桑达埃勒郊区的一栋维多利亚式大宅院里。宅院最上方有一座长相奇怪的红色尖顶炮塔，所以这个地方又被昵称为“小红帽”（Chapeau  Rouge）。

        伤员早就占满屋里所有的房间，泛滥到了走廊，甚至雄伟的楼梯上，现在连花园也搭起了帐篷收容伤员。一间法国野战医院也设置在庭院里，挤进更多伤员。总人数每天都有变化，不过在六月三日当天，“小红帽”里总共有大约两百六十五名英国伤兵。

        有几名医官和医务兵负责照顾他们。这群医护人员之所以留在这里，是一次古怪而决定性的抽签造成的结果。即便在上级做出留下伤员的决定之前，有些人显然就走不了了。他们伤得太重，无法移动。为了照顾他们，上级下令每一百名伤员，就得有一名医官和十名医务兵留下来。由于总共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这意味着要留下三位医官和三十名医务兵。

        怎么选择？处理站指挥官潘克上校认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抽签。六月一日下午两点，全体人员集合参加这场势必紧张万分的活动。分别举行两场抽签——一场给十七位医官，另一场给一百二十名医务兵。

        所有名字放进一顶帽子里，凑巧的是，他们在地窖里找到一顶英国圆顶高帽，正好用来抽签。规则是“先抽到先走”，最后被抽出名字的人留下来。英国教会牧师替士兵抽签，天主教神父奥榭替军官抽签。

        首席外科医官纽曼少校不发一语，痛苦地聆听名字一个个被叫出。十个、十二个、十三个，他的名字还在帽子里。事实证明他害怕得有理：他是十七人当中的第十七个。

        当天下午稍晚，帐篷里举行了告别仪式。奥榭神父最后执起纽曼的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他。“这会保佑你回家。”神父说。

        有一个留守人员没参加抽签，二等兵盖兹纯粹是自愿留下来的。盖兹平时是一名拍卖员兼估价师，在大撤退之前，在一支汽车保养分队担任机关枪手。跟小队分散之后，他找到一辆被弃置的救护车，于是成了第十二伤员处理站的一分子。其他人或许更懂得行医用药，但在这样的时刻，他自有一套能派上用场的技能。他是个天生的拾荒者，什么都会修，甚至在“小红帽”的水快用完时，在附近找到一口新的水井。纽曼少校把他视为单位的这个“荣誉队员”，而盖兹投桃报李  ——他当然不打算离开。

        绝大多数人员在六月一日晚间撤出。二日整天则徒劳无益地在各个码头间东奔西跑，因为谣传有一艘医护船来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车通信员轰隆隆地捎来讯息：能走的伤员只要被带到东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离。许多正常定义下的重伤员抓住这个最后逃命机会，从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着，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车上，还有人拿煤镐和耙子当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军正逐步撤退，纽曼的主要责任是防止他们占据这间房子，他将之当成最后一搏的据点。草地上铺着用布条做成的大型红十字，德国空军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纽曼希望继续保持下去。法军指挥官似乎理解。他没有占用房子，但持续在周围土地挖掘战壕。几颗零星的炮弹开始落进花园里。

        入夜之后，法军开始拔营，继续往敦刻尔克撤退。在“小红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访客将是德军。至于确切时间，每个人看法各异，但是德军的白色“胜利火箭”已经越来越近。

        伤员静静躺在病榻和担架之际，工作人员聚在地下室准备最后一顿晚餐。他们想办法大饱口福，配上从“小红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弹奏着手风琴，但是没人有心情唱歌。

        纽曼少校上楼找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飞行员。他几天前被击落，因伤而被送到这里。两人都知道俘虏人与被俘虏人的角色即将对调，但彼此心照不宣。纽曼想要好好恶补一下德文，以便在敌军到达时使用。赫尔穆特耐着性子教他说“Rotes  Kreuz”和“Nichts  Schiessen”之类的词汇——意思是“红十字会”、“别开枪”。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间的午夜，最后一批法国守军已经往码头撤退了。在“小红帽”，所有人除了继续等待之外无事可做。纽曼派两名医务兵到栅门门口站岗，权充接待。一名军官守在大门外的门廊上，他们奉命一看见德军就立刻通知纽曼。纽曼准备一套投降用的干净制服，然后窝在厨房的石头地板上睡几个小时。

        兰利中尉躺在门前台阶的担架上。天气又热又闷，而且苍蝇闹得厉害——所以他请人把他抬到屋外。他也在等待，同时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命运。他是冷溪卫队的军官，而在上一场战争中，冷溪卫队是出了名的不留敌人活口。这个名声是否流传了下来？若是如此，德军很可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以兹报复。他最后要求两名医务兵把他的担架抬到栅门附近。如果他难逃一死，倒不如早点了结来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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