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西安事变

第一次是杜月笙在南京的吗－啡生意败露，戴笠有意放他一马，保住了杜月笙在社会上的绅士名誉。

        第二次是本年度杜月笙的门徒徐樊昌，因暗中与官僚勾结，大做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不过，他这样做的后果却使城内不少中小商人倾家荡产，逃的逃，自杀的自杀，一时间弄得无数完好的家庭家破人亡，于是民众愤怒，舆论哗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

        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戴笠严办徐樊昌。戴笠得令，有意把这案子交给杜月笙的另一个徒弟王兆槐执行。王兆槐当时正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奉命后，先去密告杜月笙，这是杜月笙定下来的规矩，凡是他的门徒，只要听到有关与帮会有关的情报，都密报，否则便是欺师灭祖之罪，将受到惩罚。

        徐樊昌得知后，吓得屁滚尿流，只好求助他的师傅杜月笙。

        杜月笙亲自出马找戴笠商量，请他代为帮忙，给徐樊昌一条生路。其实戴笠早知杜月笙会求他，并想好了对策。他告诉杜月笙，回去后要徐樊昌先拿一部分钱买几架飞机捐给宋美龄主持的航空委员会，让夫人在暗中替徐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替杜月笙、徐樊昌铺好路。最后，蒋介石把这个案子交给了戴笠，戴笠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送给杜月笙一个天大的人情。

        两次帮助，戴笠分文不取，杜月笙万分感谢，一直无机会报答，做为江湖中大哥大的杜月笙一生把持不欠朋友人情的做人准则，对戴笠的再次援手耿耿于怀。

        这次戴笠按毛人凤的提议找到杜月笙。杜欣然同意，并解囊捐出5000支快慢手枪，支持组建特务武装。

        特务武装组织有关部署已经开始实施，这时候，戴笠感到缺乏一些既懂军事，又懂特工的双料人材。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名叫陈旭的军人来访。

        这陈旭原是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兵科毕业，后由张学良送往日本炮兵学校（注释：1908年春，年少的蒋介石曾东渡日本而进入了东京振武学校，被编入炮兵班；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毕业遂按惯例被派赴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留学深造，回国后曾担任过炮兵教练、炮兵团长，并在东北军举行步、炮、工、空军立体演习时，当过总指挥王以哲的助手，有很强的组织与计划才能。戴笠很高兴，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材。

        在录用之前，戴笠找毛人凤、沈醉等人一起来到办公室，戴笠问陈旭道：“自从张学良被囚禁以后东北军已基本解体，你是否愿意到我这里工作？”

        陈旭连忙做揖道：“陈某人正是这个意思，因担心不予收留，所以不好开口。戴老板既然愿意收留，在下感激不尽，今后一定努力工作！”陈旭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陈旭走后，戴笠令叶、赵两女特务关上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然后示意毛人凤、沈醉进入密室如此这般商量。。。。。。

        人说少帅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专列当年从燕京返回沈阳途中是被日本人埋设的炸弹而不治身亡－－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向沈阳城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日军攻城20座，略地千余里，直至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中。

        应该说，蒋介石对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时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为此，他要不断地面对地方军阀虎视眈眈的挑战，更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

        既然无力应付日军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无力收复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斡旋。而此时的日本正是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和地方军阀的掣肘，又发现了英美等国疲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无力顾及，才敢无所顾忌地发动九一八事变。

        当时接替父位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曾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则不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并且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战争借口－－后终于演变成全面侵华战争。。。。。。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甘不久，奉蒋之令张、杨分率东北军、十七路军曾前去攻打陕甘的红军；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校广寒宫为蒋祝寿。。。。。。

        此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够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即抗日。

        然而蒋介石态度坚决，非要消灭“**”以永绝后患，并对工人进行了训斥。

        张学良、阎锡山只得沮丧地退出。

        次日张学良就离开洛阳返回西安。

        蒋介石在洛阳的一个多月里，调兵遣将，部署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他把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和精锐之师约30个师的兵力北调，集结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的郑州－－灵宝段，伺机开入陕甘；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机场，将用麦、棉借款在美国购买100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都部署在西安、兰州机场。

        另外，他又马不停蹄地偕夫人宋美龄飞太原、飞济南、飞绥远，先后会见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安抚和策动非嫡系势力，集中力量，紧密配合，共同“剿共”。

        同时，蒋介石大肆镇压全国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对此，张学良十分气愤，立即飞往洛阳，劝蒋释放七君子，并递交了请战书。然而张学良，在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心情沮丧。

        回到西安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解决的办法。

        最后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部署后，于12月4日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从洛阳乘专车，再次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下榻于五间厅。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新的“剿共”计划。鉴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致不愿“剿共”的状况，蒋决定让蒋鼎文、卫立煌代替张、杨。

        若张、杨服从中央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前线，则要在中央军监视下“进剿”红军；如张、杨不愿“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让给中央军。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走向绝路，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亦前去劝谏，都被拒绝。

        二人商量决定了抗日救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实行兵谏。

        因此，张、杨二人开始小心谨慎地调兵遣将。张学良决定让自己的心腹总部卫队一营和二营去捉蒋。为了稳妥起见，他又将在固原的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伍调回，和己在西安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一同参加捉蒋。

        张学良一再强调：“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谋划如何整治张学良。12月9日，蒋介石给邵子力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通知《大公报》，发表撤换张杨的秘密指示。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剿共”的计划，解除张、杨的职务，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充当“剿共”主力，定于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令。

        蒋介石的军事活动使张杨发生疑惧，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他们已不信任，不重视他们了。尤其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矛盾已公开化，最后摊牌的时间已迫在眉睫。

        12月11日，张学良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白天他来到华清池见蒋。蒋介石照常召见、安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申斥办事不力的人，按他的原计划，12月12日他将离开西安回南京。

        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参加宴会，并始终陪伴在蒋身旁。晚宴结束后，张学良亲自开车送几位军政大员赶往新城大楼，参加以他和杨虎城名义举行的招待会。

        新城宴会在晚10点结束后，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个个酒足饭饱，醉意醺醺。张学良、杨虎城送走客人后，马上返回各自公馆，宣布兵谏计划。

        12日凌晨2时许，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伍、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向临潼驶去。

        当王玉瓒率陈旭、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

        王玉瓒和陈旭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门半开着，他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蒋刚刚逃走于是王、孙便带兵在骊山展开了大搜索。

        最后，孙铭九在骊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蒋介石，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蒋抬头看了孙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此时，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浑身都是尘土。

        12日上午8时半左右，唐君尧、孙铭九、陈旭等人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黄楼。

        上午9时左右，张学良来到新城黄楼，看望蒋介石，向他说明兵谏的原因。蒋见张来神色突变，呆坐椅上长吁短叹。

        当张学良说完，蒋才讷讷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学良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坐直了身子对张学良叫道：“过去我对你那样好，现在，你意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学良辞出。

        当天中午，蒋介石向宋文梅提出，他要见陕西省主席邵子力。事变后，那邵子力被软禁在西安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内。听说蒋要见自己，邵便来到新城黄楼，见到蒋介石，邵亦开始劝说蒋抗日，否则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变故。

        邵子力离开后，蒋介石提笔给宋美龄写了一份像遗嘱式的电文。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二十五年十二月二三日

        另一份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内容为：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蒋介石写好电文后交给宋文梅，让宋转交张学良拍发出去，张学良答应当时发出。

        下午，南京派来的36架飞机在西安上空低飞示威。当宋文梅告诉他是洛阳来的飞机时，蒋介石露出得意之色说：“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的。”

        12日这天，张学良去看蒋介石三次，蒋介石根本不容他说话。

        14日下午，杨虎城与张学良商量之后，身穿军装单独去见蒋介石。

        蒋要求杨以国家为重，尽快设法送自己回南京，以防变乱扩大，自己原谅杨的鲁莽举动。但是杨借以与张学良商量为由婉拒，至此，蒋“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

        在南京，宋美龄、宋子文为营救蒋介石多方活动，22日，两宋亲自到西安会见张学良。宋美龄为了争取蒋介石早日获释，不得不求助于中共代表周恩来。

        12月23日至24日，宋美龄、宋子文兄妹代表南京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周恩来进行谈判，基本上接受了西安方面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服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承诺。宋美龄还巧妙地利用了张学良个人极强的英雄主义弱点，软硬兼施，终于使张学良私自决定放走蒋介石。12月24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宋美龄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

        （注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即由全面内战，转向合作抗日。）

        －－话说陈旭来到戴笠身边工作以后，到也规规矩矩，不曾有过什么差错。特务里有很多人知道他曾在张学良手下干过，自然而然地谈到西安事变。往往这个时候，陈旭便连连摆手，说道：“东北军解体以后，我失去依附已久，现在好不容易搭上了戴老板，我就一心一意跟了戴老板，希望今后不要谈张学良。”

        一些小特务听到后，告知戴笠，戴笠很高兴，对陈旭更加赏识。毛人凤、沈醉等亦视他为“同仁”。

        陈旭在特务武装队里干了一段时间，慢慢和毛人凤、沈醉等人混熟了，也就无话不说。

        一次，毛人凤和陈旭打“沙蟹”，结果陈旭输得一塌糊涂，大概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这时候，陈旭的脸色都有点变了。

        陈旭把手伸向口袋，结果掏出一个空烟盒，毛人凤见状，还一包烟给他。

        陈连连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我办公室里还有。”因为他常听毛人凤说，赌博场上无父子，打牌如果不赌钱，等于玩女人不做爱，没啥意思。

        毛人凤也不推让，把钱收了起来。因为赢了，心情特别高兴，最后又说到张学良。

        毛人凤问道：“西安事变后，你见过他吗？”

        陈旭盯了毛人凤很久，然后连连摇头。

        毛人凤道：“这没什么。反正你跟张学良的关系已经过去了，见不见无所谓。”

        陈旭忙道：“那是，那是。”

        毛人凤又道：“不过，张学良还活着，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头一回我去溪口雪窦山看他，他过得很好的，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陪伴他。”说到这里，毛人凤突然掌了自己一嘴巴，骂道：“这该死的臭嘴，这该死的臭嘴，把这么重要的秘密都泄露了！”

        陈旭见状，忙道：“毛秘书大可不必多心，我陈某人耳朵背，并不曾听你说什么。”

        毛人凤道：“这这。。。。。。唉，不过也没所谓，都是自己人。”

        陈旭道：“毛秘书，我上次跟你说过关于请几天假回家看看父母的事你请示戴老板没有？”

        毛人凤一搔脑门道：“这，我这鬼记性，把这么大的事都忘了，真是对不起，戴老板早就同意了，方便的话随时可以走，只是记得早早归队。”

        陈旭非常高兴道：“谢谢毛秘书。”

        陈旭离开上海后，并没有回家看望父母，而是来到了溪口雪窦山，装作游山玩水的样子寻找张学良的踪迹。几天以后，他终于在溪口雪窦山找到了，连忙给东北去电。

        原来，陈旭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东北军骨干，对张学良感情深笃。他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组织了一批原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成立一个营救张学良的秘密组织。他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密谋，决定由陈旭混入戴笠特务处，调查张学良的行动方案，因张学良属牛，故代号为“放牛行动”，其中有十一条营救方案。利用戴笠这是第一方案。趁着现在抗战全面爆发，吴克仁的六十七军由河南商丘调往上海增援，原驻武汉、洛阳的东北炮兵也调来上海参战。于是陈旭以为营救张学良的机会到了，在炮火连天中毅然来到上海，投奔戴笠。

        陈旭很快与东北军联系上了，让杭州中央航校副校长、东北籍军官冯克昌暗地里联络航校内的二百多名东北军官兵，经过精心策划，全副武装，分乘几辆卡车，开到溪口雪窦山，在陈旭的指点下，如神兵天子降，把囚禁张学良的住宅团团围住，向特务刘乙苯提出要拜见张学良。

        刘乙苯一见来者人多势众，顿感措手不及，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冯克昌、陈旭见到张学良后，向他恳切陈词，希望张学良同他们一起回机场，然后乘飞机飞往香港，再从长计议。就在这紧在的关头，屋子里传出一阵阴阳不定的怪笑声，众人循声望去，顿时感到营救张学良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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