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0章 四库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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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压四器,妥妥的,但加上时鹏的石瓢,那就危险了!
八十年代,紫沙壶的价格,尤其是名家名壶,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石瓢非瓢,最早称为“石铫”,“铫”在《辞海》中释为“吊子,一种有柄,有流的小烹器”。“铫”从金属器皿变为陶器,最早见于北宋大学士苏轼《试院煎茶》诗:“且学公家作名钦,砖炉石铫行相随”。
苏东坡把金属“铫”改为石“铫”,这与当时的茶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苏东坡贬官到宜兴蜀山教书,发现当地的紫色沙罐煮茶比铜、铁器皿味道好,于是他就地取材,模仿金属吊子设计了一把既有“流”(壶嘴),又有“梁”(壶提)的沙陶之“铫”用来煮茶。
这“铫”也即后人所称的“东坡提梁壶”,这可谓最早的紫沙“石铫”壶。
那么石瓢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
这与当代制壶宗师顾景舟老先生有直接关系。
四十年代末,顾老与友人吴湖帆、江寒汀合作书画壶,以“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来形容他们制作的这批石铫,故此,“石瓢”这一名称,成为这种单手梯形壶的类别名称。
壶中百变,首推石瓢!
这句话说的是石瓢善变,也就是它的型制变化很大。现代石瓢的型制基本固定下来——体形、腹鼓、平盖、直流、小容量这五大特点,它们成形于清代至民/国期间。
最早的石铫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譬如刚才武田次郎手中的时鹏石铫,有耳有梁无圈把,属于老式提壶类的石铫壶。
石铫的制作大家,以清中期杨彭年为首。
他所制石瓢有高、中、矮之分;有圈把、提梁之别。他与陈鸿寿合作弧曲面的“曼生石铫”,朴茂祥和;与瞿应绍合作直坡面的“子冶石铫”,刚劲明快;与朱坚合作虚盖的“石梅石铫”,浑厚高古。更为经典的是文人雅士有感而发,将诗书画印集于壶身,切水、切茶、切壶型、切感怀,堪称绝品。
时鹏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制壶大师,他所制作的石铫,自然与清代的器形,差别很大。时鹏更钟情于提梁石铫,他的石铫样式古朴,纱线明细,提梁的弧度类似于椭圆,特征鲜明,因此卢灿能在惊鸿一瞥中认出此人的作品。
时鹏的石铫壶啊,一壶两杯,市场售价,妥妥的超过二十万港币。
卢灿咬咬嘴唇,看来自己还得努力!
他在观察武田次郎,武田同样也在偷偷看他。此刻,见武田次郎兴奋的想要仰天长啸!
太爽了!二十分钟过去,自己已经挑出五件精品大器,可对方呢?加上手上那件也不过三件!
什么狗屁天才?智慧余额不足,再天才也没用!
这种斗亮,竟然选择字画作为主项?这不是找死吗?
是的,字画书卷永远是收藏的第一大类,价值只升不跌。可是,金石瓷陶近些年来在市场上的表现,并不弱于它们。
选择字画?嘿嘿,这东西的鉴定,要比一目了然的金石瓷陶,难得多!
武田次郎甚至都有些怀疑,这个香江小子在一个小时内,究竟能不能找齐十幅字画!
见卢灿站起身来四处张望,他的嘴角飘出一丝冷笑,这时候想才想起来,要找桁架上的好货色?嘿嘿,好货色都被自己挑的差不多了,你还能找到什么?
卢灿挑选的字画,武田次郎自然没法直接评估其价值,但他绝对不相信,这两幅画,哦对了,还有他手中的那幅,价值能超过自己的选择?
是的,武田次郎挑选的这五件藏品,绝对算得上桁架中藏品的精品。还有一些,则被他挑选搁置在内间空地上,稍后再去精选。
也就是说,卢灿即便想要再去筛选桁架上的藏品,也没机会了。
鉴定天才?哈哈!吃翔去吧!
也不知长泽茂这货色,究竟什么脑瓜?怎么就输了?
放下这套时鹏的石铫壶,武田次郎忍不住在卢灿挑选的画作,还有自己精选的五件藏品上了一眼,真没想到,丁老头的藏品中,好东西还真不少。
这让他有点后悔,刚才为什么要赌气和卢灿斗亮?如果自己再压一压丁伟胜,说不定,那香江小子根本没机会插手。
卢灿此时确实有些着急。
开场时失策啊,被那武田抢了先手,字画鉴定,太费时,更没想到,这武田次郎的鉴定水准,不比长泽茂差,竟然在短短二十分钟,将桁架上的精品,全挑出来,放在地上。
这是提前圈地呢?
不得不说,这种做法太有杀伤力,逼迫得自己,不得不继续选择字画书籍——它们被掩藏在最下面的收藏柜中。
一步之差,现在很被动啊!
不能着急,桁架上的精品,不可能都有对方挑选的那五件的水准,自己还有很大机会,卢灿平息呼吸,为自己鼓劲。
他继续蹲身,一个个打开柜子,查阅里面字画书卷类藏品。
尽管速度很快,可等卢开始第三排底柜藏品鉴定时,时间毫不留情的过了一半。而他手中,依旧还是那三件藏品。
不过,当天打开第四排柜门,看到一只楠木书匣时,愣了愣,继而大喜!
抽拉式的楠木盒子,纹理清晰,清漆涂面,古朴精致,盒面上右侧,刻着几个大字“钦定四库全书”,这几个字下面,是三列小字“集部第十五函”“南宋建炎至德佑卷九十九至卷一百零五”“文澜阁”。
卢灿心头狂喜!
连忙小心翼翼将这楠木函抱出来,分量不重,可架不住他太激动,手稍稍有些发抖。
这是《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中的集部一函。
《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编修,以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汉学大师戴震、史学大家邵晋涵、桐城学派扛鼎人物姚鼐、金石大家朱筠等人为编修官,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四千人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十余载。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初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四库全书》的修撰,后世褒贬不已,有人甚至称之为“四不全”。
何谓“四不全”?
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列一组简单数据:《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八亿字。可是,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三千多种(有史料表明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录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因此偷偷焚毁的书籍。如果二者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确实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四库全书》的另一大被诟病的地方就是清政府的肆意删改!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打压江南文人的复明思潮,对诸多史料、文学作品,甚至地方志、野史、演戏话本、小说等非正统文学,都进行大量的删改,造成后人溯本求源上的困难。
批评的人认为,《四库全书》毁、删、改、错四大毛病严重,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吱声,《四库全书》毫无价值!
尽管这套《四库全书》的修撰,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对综合中华文明传承史中,有着特殊的集大成者地位,尤其是《永乐大典》遗失之后,其重要性更为突出。
《四库全书》编成之后,乾隆为了避免其遭遇《永乐大典》的境遇,他让人一共抄录了七部,分别藏在七个地方。
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别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卢灿抽出楠木函的顶板,最上面一卷的封皮上,钤“文澜阁印”隶书印章,这应该是正本。
卢灿理了理手套,小心的抽出一本,硬桑木纸封皮,包黄绸,厚度约为三公分,高度为三十公分左右,宽度为二十公分,典型的正本尺寸。
内部为朱红框边,单格栅,楷体书就,题首及句逗为朱色,正文为墨字,每一列的字数不超过二十五,字迹清晰工整,字体为馆阁体。
心头微颤,卢灿脱下一只手套,摸摸纸边,白棉纸,清代最常用的官方用纸。二百年的纸质,略有脆性,楠木书函的密封性不错,保存良好,品相九以上。
正本无疑!
卢灿一向不太看得上乾隆大帝,但这次不得不为他点赞——他安排人撰抄七部《四库全书》的举措,实在是英明。
也幸亏有了七部,否则《四库全书》恐怕难逃《永乐大典》的命运。
镇江文宗阁藏本、扬州文汇阁藏本,被焚毁于太平军的战火之中;圆明园文源阁藏本,焚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今天连文源阁的遗址都无法确定。
卢灿手中的这套文澜阁藏本,同样流离失所。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光绪六年(1880)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民/国后,归江浙省图书馆庋藏,其数目算起来,也只有半部。
卢灿面前的这一函《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估计也是太平天国动/乱时流落出来的,不知怎么辗转流离,落到丁欢的手中。
顺便也说说其他几部的下落。
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京师,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虽然历经二战及内战,但保存的尚且完整。
再说说沈阳文溯阁藏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东瀛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东瀛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中苏交锋,这套藏本被转移到甘肃,现藏于甘肃博物馆。
紫禁城文渊阁版本,则藏于台北故宫。
一家博物馆,什么是底蕴?不是字画、不是金石,更不是陶瓷,而是书籍!
虎园博物馆现在最多的藏品,就是各类书籍,但是,像眼前这套品相为九的《四库全书》一函这类级别的藏书,还真不多,稳胜它的,只有自己收到的《大成文献》和《永乐大典》孤本。
这一函原版书册,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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