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2章：行人莫问当年事

“陛下，这可如何是好？”老太监弓着身子道：“黎大人还等着陛下的指示呢？”

        黎利没有立即说话，而是将目光缓缓看向了窗外，鼓声还在继续，因为太过响亮，以至于一响而动全城，所以不明就里的妃嫔们一个个都伸长着脖子张望，前方的院子里也占满了不少太监、丫鬟，在对鼓声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往日显得有些死气的皇宫，却因为这鼓声变得勃勃有生气。

        “此人敢死谏，想来也是个人物，他不是要上书么，你去让黎丁将那人的奏折给朕拿来，朕倒要看看，朕做了什么昏庸无道的事情，让他要以死向谏！“

        老太监有些担心的道：“皇上，那帮言官还没走，这会儿接了他们的奏折，是不是……？“

        黎利哼了声道：“一个人敢如此藐视朕，他的奏折，朕又岂能不看一看？去吧，没事！”

        老太监应了声，又匆匆忙忙的去了。

        宫门外，黎丁早已丢了那帮不知死活的言官，带着几个侍卫冲到了宫门前，奔向了那两面登闻鼓，便见大鼓的面前，站着一个身材欣长，面容消瘦，但身板笔挺如一副骨架的中年书生，正在奋力击大右侧的那面打鼓，鼓面被他一下下的敲下去，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声响。

        只是这么一眼，黎丁便觉得此人是个值得敬佩的人，喝止了冲上前的侍卫，亲自走上前，抱了抱拳喝道：“敢问先生是什么人，为何击打登闻鼓！“

        那书生闻言，并没有立即停下敲打，而是有节凑的连续敲打了三下，才缓缓转过身来，淡淡地看了黎丁一眼，将手中的棒槌放在了鼓架上，朗声道：“崐山清虚洞教谕沈傲！”他的声音不大，但这么一说，却让人浑身一震，让人不敢仰视。

        黎丁尚未来得及说话，沈傲道：“大人可知道规矩？”

        黎丁心道：“这鼓从老子当官以来，就没听到响起过，若不是你老兄今日击打闻起鼓声，才知这两面鼓也是可以响的，谁还知道什么规矩？”

        “本官不知？”黎丁沉声道，语气并没有半分的居高临下。

        沈傲双目光芒闪射，盯着黎丁一字一字的道：“按规矩，我要见皇上！“

        黎丁本可以不必理会，权当是一个疯子在这里胡乱打了一通鼓，可不知为何，那消瘦的脸庞，那清澈无比的眸子，让他不由自主的让开了一条小道，就差没说一声“请了！”

        沈傲看也不看众人，大步穿过众人让开的小道。

        “等一下……？”黎丁忽然喊住了他，伸手指了指那紧跟其后的黑漆漆的棺材，道：“沈大人，这里是皇宫，可不是棺材铺，这玩意抬进去太不吉利了吧，你还是留在外面吧？”

        沈傲回头看了看那黑漆漆的棺材，道：“你们就听这位大人的，你们留在外面，今日沈某已死相谏，死在里面，死在外面并无分别！“说着头也不回的走了进去，黎丁等人急忙跟了上去，如此一来，颇有几分为其保驾护航一般。

        自听闻了鼓声，那帮仿佛死了爹妈的言官，此时全都活了过来，虽说今日的较量以惨败收场，但眼下还不是一败涂地，还有翻盘的机会，沈傲的道德文章，天下闻名，有他上书，目的也是一样，只要皇帝同意纳谏，那么今日他们的这番举动，也不算毫无成果，最低限度，日后的史书上，还能记上浓浓的一笔，所以此时看到雄赳赳气昂昂走进来的沈傲众人仿佛看到了救民恩人一般，不管是受伤的，没受伤的，流血的，没流血的都围了过来，这个说好样的，那个说看你的，好不热闹。

        阮卿走上前摸了一把额头上的血迹，道：“能不能救下老师，就看师弟了？“

        沈傲点了点头道：“我明白！“说完，便一言不发。

        便在这时，返回宫中的老太监急急忙忙地出了宫来，黎丁眼尖，急忙迎了上去道：“老公共，怎么样，这事儿，皇帝怎么说？”

        老太监道：“还能怎么样，鼓都敲了，相瞒怕是瞒不住了，皇帝说了，让你将击鼓之人看住了，切莫让他跑了，他的奏折么，有咱家送给皇上瞧瞧，看看这人是不是当真一心为公！”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黎丁连说了几句如此甚好，便伸手一指道：“此人便是击鼓之人？”

        老太监看了沈傲一眼，见他虽是一身粗布长袍，但浑身散发的一身傲气，倒也不敢让人小视了，恩了声道：“很好！”说完，一扫佛尘道：“奏折拿上来吧？”沈傲淡淡地看了一眼老太监，从鼻腔里哼了声，道：“我的奏折只给皇帝看，给忠孝之人看，公公还是不看为好？”

        那老太监没读过什么书，一时尚未明白这话中的奥妙，身旁的一个小太监忙道：“公公，他这是在骂你呢？”

        老太监闻言先是一愣，待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一张老脸涨得通红，想要反驳，苦于读书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一咬牙说了句：“你，你很好！”

        眼看再闹下去太不像话，黎丁急忙上前劝说道：“公公请消消气，这读书人书读多了，脑子就不好使，要不然也不会抬着棺材来敲打这登闻鼓，公公也算是宫中的元老了，和这等书呆子一般见识，未免有shi身份！”

        老太监哼了声道：“黎大人说得对，这都是什么东西！”骂了两声，忽想起奏折还没要来，又道：“黎大人，这奏折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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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写了言官，许多书友们说我将言官写得太厉害了，尤其是死谏，说除了海瑞，根本没人能做得到。

        其实这是大家将言官的力量看的太弱了，言官在明朝虽不被称作谏官，但实质是谏官，所谓  ”谏官”又称”谏臣”，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的名论；《白虎通•；谏诤》论及朝廷职官时说，”设辅弼，置谏官”，谏官被看作是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谏”字包含多重意蕴，而要义在”直言以劝正”。《说文》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诂一》曰：”谏，正也。”《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综上所述，”谏”的基本内涵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针对君主，”谏朝政之得失”。”廷诤”(在朝廷当面向君主直言)与”上封事”(书面向君主提意见)是谏官将批评上达君主的两种形式。

        可见谏官的重要了，谏官的设立始于周代，盛行于秦汉至唐宋时期。但相传于舜帝时，已有”纳言”一职。《尚书•；孔氏传》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这种纳言之官，是谏官的初始。纳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王时已有”司过之士”，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司过之士”提出或者纠正。司过之士已近似于谏官。

        周文王时，周王室内设有”保氏”一职。”保氏”，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据《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也就是说，”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王的过错。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过保氏一职。王安石《谏官》：”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

        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齐国中央官制的主体是在相的下面，设置五个行政部门，即所谓”五官制度”。齐国的五个主要部门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谏官处在相当显著的位置，他是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吕氏春秋•；勿躬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其他国家如赵、魏、韩三国相府直属官有左右”司过”，掌谏议。谏官处在君王身边，专司其过，找君王的缺点毛病。

        虽然历朝历代，各项制度有较大的变革，但谏官不能不设。秦初置谏议大夫，其谏官制度对后世影响至深，谏议之职直沿至宋元时期。

        《通典》卷二十一说：”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秦置谏官，真正的名称是”谏大夫”，隶属郎中令，无定员，多至数十人，职掌议论。郎中令是诸郎官的总头领，而郎是侍从官的统称，郎官的主要职责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郎中令下属有谏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谏大夫专掌备顾问应对，司谏议之职。

        汉武帝时沿袭秦制，仍设”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始称”谏议大夫”，置三十人。汉时，谏议大夫是光禄勋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诤得失。汉文帝属善纳谏言之君，曾下诏，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凡任谏职者，须进行”直言”之士的对策，策试成绩优秀，则可任职。汉时的著名谏官有刘辅、王褒、贡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胜、严助等人。这些谏官均敢直言，颇有政声。

        秦汉除谏议大夫为专职谏官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均有谏议之责，其他中央官员若加有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官衔，亦可在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作用。

        宋代也重视谏官，曾专门从”三省”中的门下省分出一个谏院与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给事中”，合称为”给谏”。另外，改唐时”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设”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正所谓”正言之为官，以谏救遗失”。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王安石《上田正言书》谓正言者”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症，蹇蹇一心，如对策时”。

        宋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司马光在迁起居舍人时，就是同知谏院，并有《谏院题名记》一篇。宋代谏官职权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说：”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时。”

        他官兼领谏官，是宋代谏官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谏官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宋以前，言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监督政府，纠察皇帝，御史监督官吏，纠弹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谏官也不得纠弹。宋代初期，御史和谏官也分别职司，并不兼领职务，后谏院独立，权力扩大，并且规定谏官由皇帝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谏官虽然可以谏诤皇帝，但也有纠绳宰相之责。据宋史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宋神宗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右谏议大夫权。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邓绾为中丞，除谏议大夫。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皇帝的箴规阙失、规谏就削弱了。

        另外，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在汉代，谏官禹光禄勋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门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要有谏官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来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相权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谏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纠绳天子，而是纠绳宰相。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如司马光在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jian邪佞妄，严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样，谏官的主要任务应是谏诤皇帝，监察政府有御史台。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台官也渐渐不分，称呼也逐渐合流为”台谏”。王安石新政的失败，就与谏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关系。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废除谏院，正式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分隶于门下、中书二省，专供谏职，不得越职言事。谏议大夫赵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

        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而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流俗为”给谏”。但实质还是谏官，但纵观历代谏官，可以说明朝的言官最为厉害，这一点无论是朱元璋的时代，还是朱棣的年代都有体现，当然了，最能体现是在后期。

        如嘉靖时，《明世宗实录》载，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丙子），公元1566年，升总督三边右都御史郭干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升户部右侍郎陈其学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这样，陈其学在五十九岁的时候又获得升迁，由户部右侍郎陕西巡抚升任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陕西三边总督（节制甘肃宁夏陕西三边，甘肃固原宁夏延绥四镇）。

        据《明世宗实录》载，上任之初，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兵部就复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遴条陈四事：一、添设府同知二员，列御延安驻札榆林，分管边腹城堡不预他务。二、凡总兵衙门原调尖儿手人马查照各堡尽数发回，以后将领务严行操彩，各堡自有精兵，毋得擅自调操抢兑以致单弱。其入卫游兵有逃故者，径于本军户内勾补，果系户绝亦设法召募，务充故额勿得借桃选之名徒坏军政。三、榆镇入卫之兵每营留三百人，以抵蓟镇军门，所抽选操下九百之数，仍准添募游兵二枝以济缓急。四、该镇见有总督抚按等官，遴以边政久犯，欲再遣经略大臣，恐多官事扰不如责成遴等为便。

        一个月后，陈其学再奏边防五事：一、调腹兵以补空边，二、视功次以激勇力，三、量缓急以摊军储，四、处供馈以豫冬防，五、备战马以充卫额。陈其学言到：“三边四镇，地里浩渺，兵稀粮少，戎律失弛。仍严革横派，广恤穷军，精察地形，熟演武艺，明斥堠，远哨听，诘奸慝，招投降。凡保障陕民者，罔不尽心以为之豫。”

        正当陈其学招募兵马、补充缺额、严肃纪律、整顿军务之时，发生了俺答入侵的事儿。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丙辰），公元1566年，陈其学刚到任不久，就发生了套虏万余骑由延绥平山墩入寇事件。总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虏众不敢进。虏遂分其众为二，一支奔保安、安定、安塞等县；一支径抵延安府关外。固原总兵郭江副总兵时銮等坚壁不战。三边总督陈其学辩得虏已深入，遂遣都司冯时泰等出边揭其巢，巢陷，至虏急回巢救援。之后的十月，俺答又犯固原总兵官郭江战死。再犯山西偏头关、大同，参将崔世荣战死。

        当年的十二月，嘉靖皇帝驾崩。

        明朝的言官们真是厉害，他们不打仗，不种地，不做工，专门整人。陈其学就是在陕西巡按御史温如玉和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的连续奏报中被革职的。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陕西巡按御史温如玉报定边营被虏且及二旬尚无出塞之期，请追究文武诸臣、总督陈其学、巡抚王遴、总兵郭琥等责任。而褒恤死事总兵郭江等。

        温如玉，郧阳城人，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嘉靖三十二年，登陈谨榜进士，先出任过荆襄行人，御史衔，掌管传旨、册封、抚谕等事。之后他担任两淮盐政监察御史、苏松巡按、关中巡按、吴下巡按和山东观察副使。他位列大夫，死前是执掌一省的按事分巡察，为主管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等的副长官。清同治《郧县志•；人物卷》对他的介绍为：“温如玉，字孟醇，号少谷，嘉靖进士，事亲以孝闻。除行人，拜御史，巡鹾浙江，按苏松、陕西，绰露丰棱，著有《延绥善后图》、《苏松赋役法》，擢山东副使卒。”温如玉死于隆庆己巳年，时年四十一岁。

        之后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又言陈其学儒缓，与陕西巡抚戴才俱非军旅才，宜急选才望臣代之。

        欧阳一敬，字司直，彭泽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兵科给事中，从七品。欧阳一敬由于其深厚的骂功，被人称作“骂神”，靠一封封奏疏使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二十余人，并侯爵一人、伯爵两人皆罢免。弹劾过英国公张溶（张玉后代）。当时御史胡应嘉在嘉靖皇帝病危时弹劾内阁大学士高拱。嘉靖病重，奏章落到高拱手中，高拱大怒，但胡应嘉虽与高拱结仇，却依旧任官。直到隆庆年间，杨博主管京察（对官员的考核）时，一贯威风的言官却一反常态地被裁。胡应嘉在京查结束后大加弹劾杨博不裁山西人（杨博是山西人）。高拱感到有机可乘，便想把胡应嘉赶下台。然而这一举动触犯了言官们的利益，纷纷弹劾高拱，高拱一一化解。此时骂神欧阳一敬也弹劾高拱，将高拱比作宋朝大奸臣蔡京。而且还表示，如果高拱要处罚胡应嘉，那就先处罚自己。高拱请求内阁首辅徐阶处罚言官，徐阶不允。高拱的门生御史齐康站出来弹劾欧阳一敬和徐阶，但并无效果。徐阶也暗命六部官员弹劾高拱，高拱一气之下只得罢官回乡。看看言官们何等厉害，内阁何等混乱，连阁老高拱都被弹劾出局。

        欧阳一敬依靠自己的口才驳倒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名声愈盛。然而之后徐阶退休，三年后，高拱依靠宦官陈洪和隆庆皇帝的宠信再次回到内阁，并且被授予吏部尚书的职务。吏部尚书有权调离官员，于是三年前弹劾高拱的言官大多被革职、调任或者罚俸。欧阳一敬深感压力，于是他主动辞职。然而回乡途中，欧阳一敬郁郁而死。这位“骂神”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自严嵩败，言官争发愤论事，一敬尤敢言。”在刑科任给事中时，欧阳一敬就弹劾过南京侍郎傅颐、宁夏巡抚王崇古、湖广参政太常寺少卿应槐、礼部尚书董份，至董份、应槐、傅颐罢官。之后，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由俞大猷接任）。三个月后，弹劾陕西三边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仅凭“儒缓”一词，就至陈其学、戴才罢官。之后，相继弹劾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英国公张溶、锦衣卫都督李隆等，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于是，在温如玉、欧阳一敬的弹劾奏报下，皇帝下旨，请令户兵二部破格发帑银马价以极匮济急，并选举废弃将官才勇可用者。兵部复具如二臣言。

        上曰地方失事重大，陈其学革任听勘，吏部急推相应者往代，毋绥，遴琥各住俸。督副总兵黄演等戴罪杀贼，废弃将官堪用者兵部具以名闻余悉如拟，于是增郭江左都督赐谥立祠，谕祭营葬具如张达例，荫一子世袭指挥佥事。发太仓银四万两，马价银二万两运赴该镇给用。已改刑部左侍郎霍冀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陈其学；起原任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杨巍代替戴才。

        一个“儒缓”竟成罪名，这样，由刑部左侍郎霍冀代替陈其学接任了陕西总督，而宣府巡抚杨巍则代替了戴才出任陕西巡抚。

        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一月，陈其学六十岁时首次革任听勘。实际上，隆庆元年4月才追究嘉靖45年10月虏寇杀总兵郭江及杀千总高岚等14人的事，也才罢了陕西三边总督陈其学和陕西巡抚戴才的官，令其回籍听用。同时夺延绥巡抚王遴的奉禄；革了总兵官郭琥的职；守备高元吉等53人也纠治如律。

        紧接着，陕西巡按温如玉又以虏数犯边境杀掠无数请治总督霍冀及巡抚王璘罪。霍冀刚上任就遭弹劾。兵部议，王璘已经降奉，勿论。霍冀刚接任抓紧修边，以观后效。

        其实，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份，陈其学才从户部右侍郎总督南京粮储任上接到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任命。不知道陈其学是从南京到西安上任还是从北京到西安上任，也不知道他是骑马还是坐轿子，最快也得五月到任。而上任仅仅5个月就遭到了弹劾。三边总督督的是陕西宁夏甘肃三边四镇（包括甘肃、宁夏、固原、延绥四镇），陈其学可能连自己的防区都没来得及跑一遍，连军事会议也没来得及开一次，手下的人马刀枪还不完全熟悉，手下的大将听不听喝，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也没把握，就遭到弹劾，继而革任听勘。而在这之前的10月，陕西总督陈其学和蓟辽总督刘焘三年考满，刚刚获得升迁。那时候的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指挥了，固原离陕西总督行辕至少上千公里，一个命令没有几天根本传不过去。是陈其学得知虏深入犯边，即命令都司冯时泰出边一举捣揭其巢，才解了边关之围，言官们却视而不见。

        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其实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害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从那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背了革职的处分，后来者，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干脆任由他们骂来骂去，最后的结果是明亡于万历成了定论，这种风气到了崇祯的时候，更为明显。

        崇祯时，大明已经是到了亡国的地步，言官并没有发挥他们本该有的作用，相反，他们趋媚权贵，各自为政，如兵科给事中曾应遴最显反覆小人之态。曾应遴本为杨嗣昌私人，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杨嗣昌一死，则力攻之，居然疏请剖棺戮尸，“摇尾生前反唇死后”，以怨报德。杨嗣昌死后，他又相继趋附薛国观、周延儒，周延儒得势时，曾应遴逢人就说：“我一生不负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迨延儒奉旨看议，则又从注籍中仓皇送单，读其议，凛然霜钺矣”，其卑鄙反覆一至于此，士大夫刚正、凛然的气节荡然无存，末世景象尽显。一些有识之士也洞察到这一点，感叹崇祯末“士气卑坏至此，亦亡国之兆。再如，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形势危急，而清军也因补给断绝，有后顾之忧，就向明朝发出议和。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给大明一个喘气的机会，而崇祯皇帝经过权衡，也有议和的心思，当下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后金说和，此举说白了是无奈之举，同时也不失为缓兵之计，此计谋一出，崇祯皇帝就担心和谈之事外廷知晓后会阻挠反对，再三叮嘱秘密进行。可是和谈还是因偶尔疏忽而泄密了，言官们一听骇愕不已，一些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不顾兵部的艰难处境，纷纷反对。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陈新甲的责任，认为他“主和辱国”；给事中廖国遴等四人浑水摸鱼，也极力倡言杀陈新甲，表面上是以《春秋》大义反对议和，实则是出于索贿的目的。陈新甲家人赶紧活动，这四名言官收到贿赂后马上论调大变，又倡言陈新甲必不可杀。但议和的消息闹开后，言路已汹汹然，思宗迫于舆论压力，改变初衷，让陈新甲做了替死鬼，议和中寝，明朝失去了最后的翻盘的机会，可以说言官在其中的作用就不是什么好作用，可即便如此，皇帝最终迫于言官的言论，不得不就此作罢，足见言官的厉害。

        再如后来的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崇祯有意迁都，陈演“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北京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建议提调吴三桂保卫京师，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征调吴三桂“勤王”，陈演、魏藻德两人不敢同意，以致此事一延再延。崇祯骂他：“汝一死不足蔽辜”。三月初四，崇祯终于决定，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护卫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三月上旬启程，十六日入山海关，二十日至丰润时，李自成已攻破北京。这些固然有大明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但若稍加缓和未必没有再起的希望，如果说大明最后的希望是来自崇祯帝性子优柔寡断，猜疑心中的话，那这其中言官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朝廷局面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说了这么多，并非可以诋毁言官，只是想说明一下，言官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确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他们有为国家，为了社稷前赴后继，个个不畏生死，的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些并不是我故意夸大，事实上，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莫大的作用，当然了，坏处不是没有，这种在明朝后期很能体现，不少言官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尤其是明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这股力量就变得可怕了。我文中的言官与之相比，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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