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三章

祝冠英上任伊始，觊觎募捐办主任这个肥缺已久的朱宝福，在向祝局长行贿的同时，便有预谋地诬告了前任募捐办曲主任一状。就这样，对祝局长既不擅于阿谀奉承，也不行贿的曲主任，便被偏听偏信，不问青红皂白的祝局长，以所谓经济上不清为由，调回了民政公司，而让朱宝福接了曲主任的班。

        如愿以偿的朱宝福，在销售即开型福利奖券获得可观回留资金后，便从中拿出两万元回报祝冠英。而且，每销售一期均如此。

        朱宝福听祝冠英道出了苦衷后，虽然以为此系他进一步巴结祝局长的良机，与祝局长的关系铁了，自然就可以巩固他这个官位虽不算大，却不失为实惠的宝座。但同时，他又对祝局长所谓最好借80万吓出了一身冷汗，莫说账上有点羞涩，即使有80万，也不能让其以借的名义全划拉走。便摆出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神态说：“祝局长，凭你对我的恩德，漫说80万，就是160万，只要账户上有，我绝不会说个不字！可你也知道，已经四个月没有售奖券了，账户上只有13万，我留3万开资和做其它费用——只能给你10万了。”

        对于朱宝福的倾囊相助，祝冠英颇为满意，便说了几句够意思之类的话告辞了。

        10万距付80万购车款还差一大截，祝冠英坐在返回局的桑塔那上，两眼微闭，绞尽脑汁地在思谋着筹措那70万的门路。他思来谋去，认为有能力为他解燃眉之急的，只有宋学富了，可偏偏宋学富一周后才能回来。深为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忧心如焚的祝冠英，蓦地想到了市财政拨给局的那200万救济款。

        尽管他也晓得挪用扶贫款的严重后果，但在万不得已的境况下又以为，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在救济款放发前把钱还上，照样会平安无事。他甚至于还蒙生了把扶贫户压缩一下，时间久了不还，也可以打马乎眼蒙混过去的侥幸心理。当然了，他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除了虚荣心膨胀以外，还因为有其大舅哥做他保护伞的有恃无恐心理，一旦事情败露了，有关部门也会看在其大舅哥的情面上，顶多也不过让他把扶贫款补上了事。因而，在主客观因素的促使下，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挪用了70万扶贫款，把奔驰买了回来。

        二

        社保科掌管扶贫款账户的科长邵太起，发觉账户上刚拨来的200万元扶贫款，被划走了70万，深为震惊和疑惑，便问出纳员何丽被谁划走了。何丽因为不敢吐露真情，吱唔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寅卯丑来，急得邵太起又问会计关琳。对此举颇有异议的关琳忿忿地说：“谁有划扶贫款的权力，你自己不会动脑子吗？”

        邵太起想到了祝局长，当他进一步了解到祝冠英居然将划走的款购了奔驰时，异常气愤。又加之这笔救济款他这个周六前要发下去，扰乱了他的运作计划，在责任心的促使下，便毅然决定找祝局长问个究竟。

        已知邵太起对划走款颇为不满的祝冠英，见进他办公室的邵太起满脸愤懑，未曾开口便质疑地注视着他，他对邵太起的态度反而现出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近乎劲儿，先是笑容可掬地递给邵太起一枝“中华”，尚未等其发问，便以歉意的口吻说：“邵科长，有件事我还没和你打招呼，就先斩后奏了：局里进了一台新车，车款一时筹措不齐，我就先在扶贫款账户上借了70万——你放心，最长两个星期我一定想办法还上！”

        尽管他对邵太起前倨后恭，但邵太起却并不以为然：“祝局长，市局要求把拨来的这笔救济款，必须在这个周末前发到贫困户手上，今天星期三了，你最迟也得后天还上，否则……”

        祝冠英感到时间太仓促，有点无奈地说：“连今天才有三天期限，难度有点大，我争取吧！”

        邵太起郑色道：“祝局长，不是争取，而是一定要做到，否则，其它区的救济款都按时间要求发下去了，惟独咱们区没按时发下去，我怎么向市局汇报？”

        祝冠英以商量的口气说：“邵科长，市局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扶贫款的发放情况，如果我在星期五以前还不上的话，你就先帮我应付一下吧！”

        其实，祝冠英的言外之意，是想让他敷衍一下，而他却把意思理解反了，因而说：“这么大一笔巨款，我既没有能力垫上，也没有能耐借到，怎么应付？”

        祝冠英只好直言不讳地：“我的意思是或者你对市局说按时发下去了；或者严格把关，适当地压缩一下困难户——先把现有的130万发下去……”

        邵太起见他明目张胆地让他谎报；让他违犯救济原则和标准，颇为诧异，不由得火了：“祝局长，救济款明明没全发下去却说全发下去了，这样的话我不能说，也不敢说，因为这是一种既欺下瞒上，又违背原则的行为。如果被市局领导发现了，不仅我要受到严厉处分，对领导，对整个局，对全区都极为不利；即使抱有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有悖于职业道德！也有悖于我做人的原则！再说了，严格把关是应该的，但这个严格也应该是在符合救济标准下的严格，总不能把本来就符合救济条件的贫困户，用所谓严格把关压缩下去吧？”

        “那，你不会灵活一点，把既可以列为困难户，也可以不列为救济户的压缩下去吗？”

        邵太起哂笑着：“祝局长，救济标准是市政府制定的，谁敢擅自改变？谁敢随意灵活？谁敢毫无原则地往下压救济户？如果擅自提高救济标准，压缩救济户，先不说被压缩下去的贫困户会持什么态度，首先就会遭到熟悉标准的民政助理们的反对！”

        祝冠英却说：“这不难，你把各街道的助理召集到局里来，我先向他们渗透一下。”

        邵太起料定他自找难堪，他的意思在助理们面前不但渗不进去，反而会引起逆反心理。不过，既然他发话了，又不能违背其旨意，也只好照办。

        事实远非如祝冠英所预料的那样简单、那么容易，一向对他毕恭毕敬的助理们，当听到他把话锋无缘无故地转到严格把关，压缩一下救济户数时，会场立刻骚动起来。

        有的说：“祝局长，严格把关是应该的，可也应该按照救济条件和标准，不能无原则地压缩。如果无原则地压缩，岂不等于提高了救济标准和条件了吗？那，不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通不过，也会遭到贫困户的反对，甚至于会引起上访……

        ……

        当祝冠英意识到此路行不通，但却仍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解决办法，又说救济标准也可以严一点，也可以灵活一点时，则更是遭到了助理们的非议和反驳。

        有的说：“救济标准是市政府制定的，也是全市统一的，谁敢擅自改变和灵活？往下灵活吧，市政府不准许，多出的救济户的救济款没地方出；往上灵活吧，不但我们通不过，贫困户更不答应，甚至于会引起共愤，导致上访……”

        尽管左右碰壁，祝冠英因有难言之隐，仍不甘心，又说：“不管怎么说，严格把关是应该的，我们要对各街道报上来的救济户做进一步审核，因此决定，救济款分批发！”

        助理们议论纷纷，有的不以为然地说：“不是已经审核完了——这个星期六前就全发下去吗？怎么又变啦？”

        邵太起用赞同的眼神和助理们交流着，对祝冠英则不屑一顾。

        碰了一鼻子灰的祝冠英迫于无奈，尽管说了句“尽量按时间要求发放完的”话，但，会后仍让邵太起缓发一部分困难户的补助款。当邵太起用质疑的眼神望着他时，他又大言不惭地说了句“出了事我负责”。

        邵太起回到科里，越想越气愤：如果我按照祝局长毫无原则的要求办了，岂不等于同流合污？有关部门若追查出来，漫说你祝局长不一定敢承担全部责任，即使敢，我明知违背原则照样执行，也摆脱不了该负的责任，该受的处分！

        尤其当邵太起眼前浮现出那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下岗职工，正可怜巴巴地期盼着救济款时的那副焦急模样，领到救济时的那种溢于言表的欣喜和感激，就更加意识到，绝不能苛扣困难户赖以维持生命的救济款！更不应该让祝局长这个所谓的父母官，挪用百姓的救命钱购买高档轿车享用！

        想到此，邵太起不禁义愤填膺：贫困户的救济标准和条件，寄托着党和政府对贫困户的深情厚谊，是关心市民疾苦，为贫困户雪中送炭的具体体现，你祝局长算老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力截留救济款购买高档轿车？简直狗胆包天！你祝局长截留救济款，必然会导致一部分该享受到而未享受到救济款的困难户，在痛苦中煎熬，良心何在？说是分批发放，实则压缩救济户——把购车的那70万留出来，筹措到款就还上，筹措不到就用压缩的救济款做购车款！

        邵太起并举一反三，由此而联想到祝局长种种不高尚行为——上任伊始，不仅只字不提继承和发扬前任局长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开拓创新的龙马精神，反而流露出一种甘居中游思想。而祝冠英的实际工作，与其甘居中游思想相比，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全局工作似抓不抓，似管非管，无异于放任自流；且与投其所好，阿谀奉承，向其行贿者打的火热，尤其与范冰漪和张景东的关系，则更是表现出一种任人为亲倾向；而且，热衷于以走马观花的工作方式到镇街吃吃喝喝，酒足饭饱之后，不是砌长城，就是跳舞，洗桑拿。

        特别令邵太起难以容忍的是，祝冠英还是个心狠手辣，好整人的手！并有一种所重视青年干部，实则是以提拔年轻干部为幌子，大肆敛财——受贿！而对中老年干部却排斥有加，甚至于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把中老年干部的实职变为虚职——他欲置柳清洲于死地未得逞，又以虚职不再担任实职为借口，让柳清洲把主任倒给张景东即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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