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6 轩建章向李鸿章请示】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点头道：“是的，最关键的还是日本九州岛，我们如果完全占领了九州岛，完全站住了脚，英国人想干什么，也没有办法，日本的地形，本来就很利于防守。”

        九州的政治由李鸿章亲自负责，军事上由轩建章带着华军第一野战师的两个旅负责。

        由于没有充足的弹药，所以李鸿章和轩建章两个人一直捉襟见肘，卡特丽娜卡芙公主之前觉得现在就对阿富汗动手，华皇有点急进，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以华国现有的工业实力，无法支撑大规模的战争需求，至少，无法支撑日本和中亚这边的两线作战需求，更何况，两个地方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华国的优势是地域广大，但是有时候地域广大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运输是大难题，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需要集中工业规模，华国的重工业主要集中在秦皇岛一带和东北，轻工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很多军需物资，尤其是要运送到阿富汗的物资，都属于轻工业范畴的，需要从华东运到北京，然后再通过漫长的大西北铁路网运到中亚省来，耗时费力。

        这也正是萌总裁要在中亚的阿拉木图之外，尽快在里海旁边建造一个直辖市和工业基地的原因，这样，将能解决长途运输的问题，只是，没有个五年以上，新建一座城市和一座工业基地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九州岛是日本第三大岛，位于日本西南端，东北隔关门海峡与本州岛相对，东隔丰予海峡和丰后水道与四国岛相望，东南临太平洋，西北隔朝鲜海峡与韩国为邻，西隔黄海、东海与中国遥对。旧为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共九国，遂称九州。

        广义上的九州则指九州地方，包括九州本岛上的福冈县、大分县、宫崎县、佐贺县、长崎县（含五岛列岛和对马岛）、熊本县、鹿儿岛县。

        现在，整个九州岛，除了萨摩川内仍然在西乡隆盛手中之外，全部都在华军的掌控中了。

        但是李鸿章和轩建章要面对的问题是，既要以有限的军事力量全面占领整个九州岛，还要防止日本人，英法联军从北九州方向，以及各个港口，可能会发动的反扑。

        这样，尽快清除西乡隆盛的残余力量，便成为了重点。

        如果是原本的历史，西乡隆盛早就应该死了，但是由于华皇的到来，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第一次西乡隆盛同日本政府军作战，被华军从侧面接应，放了西乡隆盛一条生路。

        后来轩建章打伏击，又连续抓获了西乡隆盛两次，都被轩建章在请示华皇之后放了，所以，西乡隆盛才一直活到今天。

        轩建章和华皇之所以放掉西乡隆盛，不是因为慈悲为怀，而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连带着李鸿章也是这种想法。

        西乡隆盛在日本的威望太高，如果华军贸然将西乡隆盛杀掉的话，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这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虑，而轩建章出于军事角度的考虑认为，如果西乡隆盛死了，这之后，面对大都是山区的九州岛，日本的武士仍然会持续的反抗，并且会全部转入暗中，转入分散，不会像现在在西乡隆盛的领导下这么集中。

        对于单兵作战拥有强大优势的华军来说，自然是希望日本的民间反对势力越集中越好，杀到不足以反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华军全面占领了九州岛。

        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

        弘化元年(1844年)担任郡方书役助。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和维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的近思录，向福昌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

        他跟随郡长巡视农村，接触农民，通晓农政。

        其间，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

        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藩主之后，西乡隆盛为首的“诚忠组”上书阐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政治主张得到岛津齐彬的赏识。

        1844年起任下级官吏。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今东京），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

        1854年（安政元年）随岛津齐彬至江户居住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在“将军继嗣问题”上，与齐彬一起拥戴一桥庆喜。

        1858年，由于岛津齐彬暴病而疫，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为齐彬殉死。经僧侣月照的劝导，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继承齐彬的遗志，进行幕政改革。

        此后，他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

        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文久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解除处分后作为尊攘派开始活动。

        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不料，西乡反对，表面上是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实际上其新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与藩主的“公武合体”有矛盾，而且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

        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岛。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时吟诗抒怀。

        他的一首诗写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这表达了他对死于安政大狱的志士们的追念之情，也阐明了他的生死观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

        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进行镇压。在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镇压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

        胜对西方十分了解，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但这时的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所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

        当幕府于9月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但在翌年4月幕府组织第二次讨伐长州行动时，西乡已在行动上贯彻其强藩联合对抗幕府的主张，不顾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坚决拒绝出兵。12月他派人与长州藩联络，并在1866年正月，于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缔结了“萨长倒幕联盟”的密约。

        从此他作为一位倒幕派领导人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倒幕活动。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多数认为被公卿岩仓具视等毒死），由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在土佐奇人坂本龙马的斡旋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之后萨摩与土佐藩也结盟。

        这几个“西南强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权，共同讨伐幕府。

        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

        1867年7月27日，西乡在大阪会见英国公使馆官员沙托时表示：“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

        西乡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1867年9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义发布《讨幕密旨》的准备。10月14日，萨长两藩得到了《讨幕密旨》。在部署就绪后，12月9日，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等，要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

        倒幕派于当天组织了新政府，西乡、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以德川庆喜为代表的旧幕府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发生国内战争，因是戊辰年间，史称戊辰战争。

        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西乡指挥了这次决战。由于兵士的奋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军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取得了胜利。

        西乡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这时，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向庆喜说明了国内外形势，促使庆喜下决心投降。3月，西乡向幕府提出了7项投降条件，并去江户会见了胜海舟。

        最后签订了幕府投降协定，史称“江户无血开城”。8月，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凯旋回师后，西乡由于军功卓著受到了奖赏。9月，他以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国内战争中的功勋，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

        功成名就的西乡，出于封建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

        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

        西乡隆盛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

        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

        西乡隆盛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

        西乡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

        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

        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

        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

        1873年10月，因“朝鲜派遣使节问题”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

        1877年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

        由于华皇和华国的介入，这场原本就几个月就完事的西南战争，硬是被华军无限期拉长了，直到现在都不能算是完全结束。

        李鸿章和轩建章几乎是同时收到华皇的电报。

        李鸿章在长崎城，轩建章在福冈，福冈是华军在九州岛的一个指挥部，也是从长崎城到军队前线的一个中转站。

        现在西乡隆盛的手中的武士军已经不足5000人，而且大都是冷兵器，几乎对华军的后方造成不了大的威胁了，关键还是来自于北九州方向，日本政府军的压力。

        “按照陛下的指示，似乎我们最近要主动找日本人打一场了。”轩建章在电话中向李鸿章请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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